自1750年德国的鲍姆加通发表“Aesthetics”以来，美学学科经历了近二百五十年的发展。1904年“Aesthetics”由日本人中江肇民译为“美学”（びがく）辗转传入中国，经蔡元培等人提倡，中国遂有美学学科。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在美国讲学，对美国的美学学科状况有所了解，从他致刘纲纪教授的信中我们得知：美学在美国是一个有限的专业学科，只在哲学系开课，很有点“阳春白雪”的味道。与中国的美学热相比，可谓“门前冷落鞍马稀”。（注：参见《美学述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8页。）然而，欧美的美学理论，一旦译介到中国，很容易就发“热”，人文知识层趋之若鹜，并演化为元话语，具有方法论意义。在“美学热”年代，中国青年人文知识分子，鲜有不知道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黑格尔、托马斯·门罗和苏珊·朗格的。有关这些西方思想家的美学著作在中国知识层拥有广泛的读者。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学理性思辨性如此之强的美学，为何会超越其学科局限，在中国形成一种思潮，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呢？这是我们回顾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中国美学学科史必然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中国美学思潮的孕育和生长，与中国特有的思想解放思想启蒙运动密切关联。中国美学学科的最初形态虽然主要是对西方美学有选择的译介，但其旨归却在改造中国的现实。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美学往往直接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这大抵不错。但我们的问题却须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美学会成为这种运动活跃的一部分？难道美学学科内蕴着批判的本性吗？ 在中国现当代美学思想史中，我们选择蔡元培、鲁迅、朱光潜、李泽厚四位思想家加入我们的话题。前三位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教意识形态的正规教育和思想熏陶，另一方面都对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痛心疾首。在近代以来开展的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他们或是到西洋或是到东洋，最高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民族的振兴。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古代社会陷入近代解体的动乱之中。1840年到1949年这战乱的一百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古老文明的痛苦解体，中国明显地落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国成了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再也不能作为中央帝国而存在下去了。假想的世界中心地位被戳穿之后，失落的痛苦与自卑，觉醒的恐慌与孤独，对昔日辉煌的怀想，纠缠着民族精神，从上世纪末叶到本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心态前所未有地复杂化了。蔡元培、鲁迅、朱光潜等启蒙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中出场的。 法国人佩雷菲特在他的轰动一时的著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不无夸张地写道：“1960年八九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注：〔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第2版，前言第4—5页。 ）佩雷菲特的坦言实际上重复了黑格尔的观点——“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然而中国早期启蒙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感受却是沉甸甸的。这当然不是黑格尔所构想的绝对理念的自发展，而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落入近代民族性危机之中的早期启蒙知识分子痛切意识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进行全面的审视与清算。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是以一种激情和道义感悲壮地肩负起这一重任的。显然，要打破历史循环的怪圈，清理文化精神的重荷，在当时语境下，从传统之中无从取得具有批判性和颠覆性的思想、话语资源。唯一可行的就是借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现成的理论。西方近现代的美学于是乎成了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美学学科在中国一登场就染上了启蒙色彩，采取了一种非学科的介入社会现实的姿态。 蔡元培被人们称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他提出的一个著名口号是“以美育代宗教”。在对美育与宗教作了比较论述之后，他的结论是：“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注：《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 ）实施美育的目的是为了启迪精神改良人性，使主体“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严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注：《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这样的人立足于社会才能以无畏的态度，“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以康德席勒美学为依据的美育与儒家的人格理想融为一体，服务于中国的当时现实。应当指出的是，蔡元培所谓之宗教在何种意义上是移植了西方启蒙主义美学思想的话题呢？我们知道，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取得它在西方世界那样的地位，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是对君父的崇拜和畏惧。儒家学说成为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这种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君父崇拜更形强化，成为超理性超良知的绝对律令。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启蒙指向稍许偏离了目标，这似乎说明美学在当时尚未与中国的现实改良运动很好地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