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B83－06 一 在西方思想史上，叔本华和弗洛依德是两位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地对传统挑战，为探索人的精神世界、价值取向提供了新的视点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理论特征促成了一个时代的理论倾向。罗素就称叔本华是我们时代哲学气质变化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这种气质不仅表现为对传统哲学、美学的大胆反叛，而且使整个文化感到危机，将认识论的思考转而为对价值观的思考。他努力区别于黑格尔主义迂回复杂的推理，给出一个直接明确的结论。他将非理性的生存意志视为宇宙、生命之源，同时又诅咒它无休无止的欲求，使人类沦为求生意志的工具，陷入无尽的痛苦与灾难之中。事实上，叔本华是一个十分尴尬的人物，与现代相比，他显得陈旧，与古典相比，他又确是一个叛逆。这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悲剧，其中有个性和成长环境的因素，更有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原因。这种矛盾在他的个性和理论体系中都有表现。这矛盾折射出新旧理论、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困惑。尽管他没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他提出了问题，拓展了美学、哲学研究的视野，同时对我们时代诸多伟大学者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弗洛依德便是其中的一个。弗洛依德曾说过：“精神分析并不是首先迈出这一步的。要指出我们的前辈，可以指出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尤其要首推伟大的思想家叔本华，他的无意识意志相当于精神分析中的精神欲望。”（注：彭立勋《美感心理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弗洛依德在20世纪影响堪称巨大。 爱因斯坦把弗洛依德称为“我们这一代”的“伟大的导师”，并推崇他的理论“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弗洛依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同时也转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他第一次如此坦然、如此冷静地用实证和分析的方法对人自身特别是不可言表的领域进行了剖析，并因此证明深藏于人类精神之中并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的生存本能和不可回避的死亡倾向。他从观察和实验入手，对人的机能，特别是精神进行了证明和分析，并带入价值思考，寻求一条幸福的道路。他不仅摆脱了叔本华悲观厌世的情绪，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风行一时的浪漫气质，以一种正视而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类自身。他为20世纪提出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并试图解决它。诸如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有些什么特点，该如何对待人性，又如何避免由于社会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不适。有人将弗洛依德与爱因斯坦、马克思一并称为改变了20世纪的三位思想巨人，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二 叔本华和弗洛依德的思想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哲学、美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心理学等等。我们这里只选取美学作为切入点，对二人进行比较，并探索他们理论的时代性以及在不同时期人本主义美学的特征。在分析二人的美学观之前，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二人的基本理论构架。粗粗一看，二人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把欲望视为出发点，都认为决定人的是非理性，都视知识、文明为人类不幸福的原因，都将审美、艺术作为获得幸福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叔本华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极富叔本华个性特征的世界。他告诉我们，我们平常所见到所听到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暂时的、不真实的世界。世界还有另外一面，它同时还是意志。意志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盲目的冲动，一种力、一种生存欲望。它超越时空、是永恒的、自由自在的，不为理性所控制的，意志是世界之源。不仅人类，所有的生物都是意志不同级别的客体化，都受意志的驱使，都充当着意志的工具。而这意志在本质上就是欲求，就是缺乏，就是饥渴。每一物种基于意志的驱使，不停地进行着欺骗和掠夺，即“每一动物又为另一动物的俘虏和食料”。（注：叔本华：〔德〕《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3页。）在这个充满蚕食和倾轧的世界中， 人也不例外，从一出生就带着这样一股强烈的生存欲望，也就是带着罪恶，这是不可选择也是无法逃避的，就连人类的知识和制度、法规也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满足欲望而衍生出来的。更不幸的是，人类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由于蒙蔽，由于受到个体化原理的控制，人是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的。因此，执着于“人我”、“物我”之别的人类仍在不停地挣扎着，孰不知，愈挣扎，愈痛苦，愈没有出路，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由于表象掩盖了世界的本质，人类便产生出诸多不实之想，并为此终生忙碌、奔波不停，这才是人的大悲哀。更大的悲哀还在于，痛苦又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以保证生活的方向，“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烦恼、忧伤、欲念，就象船只要压舱物一样，”（注：叔本华：〔德〕《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4页。 ）叔本华以一种绝对悲观的语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苦难的虚无的现实人生。现实世界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较之叔本华这种极为愤世嫉俗的描述，弗洛依德则温和多了。弗洛依德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富弗洛依德色彩的现实图景。这个世界是由人的精神世界开始的，它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本能，代表着一切由遗传而与生俱来的、人体内在的东西；“超我”是他人、父母影响的延伸；“自我”充当着“本我”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调解人。“本我”处于无意识状态，遵循快乐原则，追求满足；“超我”处于意识状态，遵循道德原则；“自我”处于前意识状态，遵循现实原则，基于生存安全的考虑，对“本我”的种种要求进行严格审查，同时对“本我”和“超我”负责，“即须同一个威胁着要消灭它的外部世界作斗争，又须同一个提出过多要求的内部世界作斗争”（注：弗洛依德：〔奥〕《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71页。），外部世界总是以种种方式抑制“本我”的要求。我们所向往和追求的文明也限制了人性本能，文明的目的在于把个体创造成统一于集体中的统一体，但“人永远要反对集体意志，维护对个体自由的要求。 ”（注：〔奥〕弗洛依德：《 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年，第38页。）强加于人的文化理想导致了神经病和变态患者，对本能的压抑造成的恐惧、焦虑，进而产生了良心，良心又进一步抑制本能。更严重的是，文明可能误导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理解：“为自己追求权力、成功和财富，并羡慕别人拥有这些东西，他们低估了生活的真正价值。”（注：〔奥〕弗洛依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页。 ）现实世界是不能完全满足“本我”的无休止的欲求的，快乐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本我”并不考虑安全，更不会因现实的限制而减少欲求，欲求的不满足又会导致各种心理的疾病，寻求一条出路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