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和朱光潜在分别接受叔本华和克罗齐的过程中，显示出接受方式上的基本差异，当然也具有某种相似性，尤其在对传统的顾盼上。这些差异一方面由于他们处于西学东渐的不同阶段，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思维方式各有不同。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更能清楚地把握他们的接受方式及其后果——他们的成就和局限。下面我们依次从接受的总体特征、过程特征、禀赋及文化传统对接受的影响等几方面进行探讨。 总体结构特征 从总体结构而言，王国维的接受具有明显的单一性，而朱光潜则几乎一开始就表现出折衷综合的倾向。所谓单一性是指王国维对叔本华、康德及其他西方哲学家的接受中，没有刻意融合不同的理论以形成自己的综合性体系。而所谓综合性，是指朱光潜在接受过程中有不完全自觉地融合各家美学观念于一体的倾向。王国维的时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引介正处于初始阶段，接受的方式比较简单，一般都只是以西方某一家为介绍或评述对象，报纸杂志上频繁出现的标题是“某某的学说”如《卢骚之学说》、《卢骚之政治学说》之类，即使是这样简单的标题下介绍的内容也往往是道听途说，极不准确。王国维在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理解和研究上远远超出同时代人，但在接受方式上，仍然停留在单一性接受的水平，从他的各篇论文标题上即可看出，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书后》、《汗德之哲学说》、《尼采氏之教育观》等等。在进一步的具体运用中，他一般也只取叔本华一家之说，如《红楼梦评论》、境界说，单纯性特征非常明确。《叔本华和尼采》虽涉及叔、尼两家，但他是在进行比较研究，并无意综合两家形成自己的理论，只有《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在形式论上，略有贯穿几家，自树一帜的倾向，但这几家具有明显的内在一致性，所以并没有显出融合的倾向。事实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主要来自叔本华，至于康德、尼采、席勒等，他所选择的基本上是与叔本华一致的观念。接受的单纯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时代性的局限，但就接受过程而言，也自有其优势，那就是更容易准确地把握接受对象，不致因为要融化各种观念而产生牵强比附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是综合性接受中经常出现的。 从美学史的角度看，王国维是最早自觉地接受并运用西方美学观念的，因此缺乏历史积累，而且因为他只在有限的几年内以部分精力涉及于此，接受上的单一性是很自然的。但美学发展到朱光潜的时代，引介的西方观念逐渐积累，研究者大量涌现，美学译著和论著出版数量急增，而且综合性论述比纯粹介绍西方某一家美学的论述更为常见，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前未统计），在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1936）出版前，美学译著已达47部，相当一部分本身已经是综合性论著，不只是一家之言，而美学论著也达41部，光是以《美学概论》或《美学》为名的著作就有吕澄、范寿康、陈望道、李安宅等四家，大部分论著都表现出融各家观念成一家言的倾向，尽管做得不是太成功。（注：蒋红等编《中国现代美学论著译著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10 版）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中，朱光潜很自然地选择了综合接受的方式，对克罗齐的接受尽管重要，也只是诸多构成因素之一。应该说综合式接受是美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所以在接受方式上，相对于王国维而言，朱光潜已显示出时代的优势，但这种接受方式的运用本身并不足以导致成功的理论体系产生，二、三十年代虽然出现不少具有综合性接受特征的美学著作，但大都相当幼稚，近于轻率组装后的转手倒卖，相对而言，《文艺心理学》显得鹤立鸡群，因为朱光潜毕竟留学英法，直接阅读了大量原著，就总体而言，他对当时欧洲美学界的理论及发展趋势比较清楚，对某些流派的美学观念理解准确，而且能够以流畅的白话进行阐释，叙述得有条不紊，所以是少数至今尚在再版的美学著作之一。《文艺心理学》大致看来似有一个理论构架，不过严格说来并没有形成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真正理论体系的创立需要作者的创造力和自觉性，前者不论，即后者而言，朱光潜也自认并未用力，他说：“他（朱光潜自指）的目的并不要建立一个以思辨哲学为基础的美学体系，而是想用通俗的方式介绍现代西方美学界的一些重要派别思想，在中国美学界起一点‘启蒙’作用。”（注：《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1993版第10卷 页552）这意味着他对克罗齐的接受仍处于移植和运用的层次上， 没有达到自觉的创造性转换。《文艺心理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丰厚的审美经验以及独到的诗论概念去印证、补充甚至替换西方美学观念，显示出中西文化合流的学术趋向。当然，由于朱氏传统审美经验的“前理解结构”，哪怕只是简单的介绍和应用，其实也包含了创造性误读。只是他并未意识到而已。但一般而论，他在对西方美学接受上的综合尚未达到内在和谐，反而不时出现折衷调和而不够成功的现象（尽管他自认为没有着意于折衷）。虽然如此，《文艺心理学》仍然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美学的水平，尤其在对西方美学的接受和阐释上。 过程特征的差异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美学和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从内在逻辑来看，其接受过程颇为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性格、心智和学术追求。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是带着激情的，他初读叔本华哲学的片断文字，即为其倾倒，及直接读到叔本华主要著作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叔本华的天才论和悲观主义气质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其认识论尤使他心折，而“搜源去欲，倾海量仁”的同情伦理学，使他甚至想“奉以终身”。（注：《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版 页172）这就简直有点宗教的虔诚了。 王国维最初接受叔本华哲学是全面的，甚至包括其教育学、遗传学，他虽也注意却并未注重其美学，即使文学评论如《红楼梦评论》，主要的理论框架并非叔本华的美学，而是其伦理学，其悲观主义的人生观，美学是次要因素，当王国维在对叔本华进一步研究时，他觉察到叔氏本体论和伦理学的内在矛盾，这时他渴望能够在哲学上有所创造，因为他自视极高，不愿只停留在对别人的研究上。可是，对西方哲学史的了解既激起他的雄心，又淹没了他的信心，想在哲学上独创一格谈何容易，而人生的痛苦与其他感情需要发泄，他于是致力于词创作，甚至还想搞曲创作。但要作诗人，他又自觉理性太强，美学既能充分运用其理性，而又直接与文学发生关系，于是他对叔本华的接受由面到点，叔本华哲学的矛盾得以消解，而尤可注意者，王国维以词话的方式和捉摸不定的境界概念来表述叔本华美学的核心观念——理念，使有可能针对叔氏美学提出的尖锐批评都找不到落脚点，境界也就和美本身一样即迷人而又难以确切把握，恐怕正是这样才如此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显出长久的魅力。这样王国维从全面接受叔氏哲学到集中接受其美学，最后把叔氏美学化入传统背景和审美经验，在接受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至少在已完成的文学批评史或美学史上是如此。 朱光潜接受克罗齐先以美学为主，实际上很大程度并非朱光潜与克罗齐有什么深刻的契合，而是因为克罗齐美学当时风靡欧洲，朱光潜多少有些被动地卷了进去。克罗齐美学与其哲学关系密切，他把精神当作一个整体，美学只是对精神活动的一种形式的研究，把握其哲学对理解其美学相当重要，所以当朱光潜发现自己没能准确领会其美学时就转向整个哲学，甚至克罗齐哲学的渊源，使接受达到一个新层次，最后又由对哲学的理解和批评转向集中批判其美学，这样走过了与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完全不同的历程，朱光潜最初接受克罗齐时也非常佩服，但从来没有达到充满激情的程度，所以他既不象王国维那样能马上深入接受对象，也不象他那样，激情一退，就转向另外的方向。朱光潜的接受过程是韧性的持久过程，这对于他最后在整理西方美学史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必不可少的。学者各人禀赋不同，寻求最适于自己的学问方式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取得成就至关重要。不过就接受克罗齐和其他西方美学家而言，朱光潜一直存在着纯粹学术以外的动机，也就承受着不利于学术的压力，这成为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