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89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435(1999) 02-0031-03 隋、唐不仅是政治统一的时代，而且是文化融合的时代。虽然早在南北朝时期，外族文化即已大量流入中国北方地区，但当时文化冲突的一面远重于文化融合的一面。在战乱频仍、南北隔绝的情况下，文化融合的积极效应尚未充分地释放出来。而隋、唐帝国的出现，给这种能量的释放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历史空间。 据史家考证，隋、唐皇室均有浓厚的异族血统：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孤独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族纥豆氏；长孙皇后父母两系皆为鲜卑人，故唐高宗李治的汉族血统只占四分之一。有人据此认为，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以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注：参见王酮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年版，第322页。）。 或许，这种“新汉族”的意义主要还不在血缘上，而在文化上。胡、汉文化的融合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中似乎被注入了一种豪侠健爽的强心剂；而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鲜卑游牧文化中也逐渐被加入了一种文质彬彬的精神内涵。这样一来，那过分儒雅而又有些孱弱的南朝文化和那过分刚烈而又有些原始的北朝文化，便通过隋、唐的融合而扬弃了其各自的片面性，一种新的时代面貌出现了。 首先，这种新的时代面貌表现在男人身上，便形成了文人崇武、儒生慕侠的社会风尚。由于科举制度的建立，使隋、唐社会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官政府。那些意欲治国平天下的有志男儿一般都要走学而优则仕的儒生之路。但是，或许是受异族文化和皇室遗风的影响，唐代儒生的理想人格却并不是那种只会吟诗作画的谦谦君子，而常常是敢于打家劫舍、善于放浪形骸的豪侠之士。 事业上，儒生们出经入史、饱读诗书、文韬武略、目空前人。正像王勃在《上刘右相书》中所说的那样，“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一副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气概。这种气概，并非王勃所独有，就连“貌柔野、少威仪”而且体弱多病的陈子昂也从小“奇杰过人”、“弛侠使气”。据载，子昂初到京师，以千缗市胡琴，引起众人惊异。次日集会，他又当中击碎此琴，并趁机散发文稿，“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此类行为，恐怕只有唐人做得出来。初唐士子不仅善于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且急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了引起朝廷的重视，他们爱发盛世危言，敢于离经叛道。得志时，他们之中不乏李峤之类竭才尽志、大展宏图的文官；失意时，他们之中也常有骆宾王那样挺而走险、拼死一搏的儒生。因此，在他们的锦绣文章背后，我们总能看到一种风流倜傥、桀傲不逊的气质。这气质，既不同此前的魏晋风度那样多少有些病态，也不像以后的宋人风采那样显得过于老成，它挟带着民族的精华，也掺杂着异域的野性。 生活上，儒生们则骏马宝刀，美酒胡姬，拥抱世界，享受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讲，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既是一首托古咏今的艺术作品，也是当时士子生活的真实写照：“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最让士子们得意的是进士及第之后，除了拜谢考官、参谒宰相、结识同年等各种各样的礼仪性活动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游艺活动，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慈恩题名、曲江宴和杏园探花宴。甚至那些平素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娼家妓院，也为新科进士敞开大门，只须一张“红笺名纸”，就可以“游谒其中”，尽情享乐。从审美文化的角度上讲，这种风气并非只有消极的意义。一方面，文人与妓女的交往，不仅使他们从一个侧面更加了解和接近下层社会，而且常常触发他们的创作激情，写出或赞美其歌舞技艺，或描摹其美貌姿容，或申述其不幸遭遇的文学作品。检阅唐代的文人创作，此类题材并非罕见。另一方面，文人与妓女的交往，不仅提高了她们的审美趣味，而且常常通过她们来消费、传播艺术作品，乃至进行二度创作。翻阅唐代的笔记和野史，此类趣闻亦不胜枚举。 闲遐之时，初唐的男子非常喜爱从事体育活动，而最能体现其刚烈果敢之性格者，当属由西域传来的马球。史载，太宗时，都城中已有西蕃人爱打马球。中宗时，“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注：《资治通鉴》卷二○九。）。当时进京迎接金城公主的吐蕃使者曾在宫中与汉人比赛，中宗派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玄宗）等四人与之对阵，“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注：《封氏闻见记》卷六。）。可见已有相当高的技艺。沈佺期的《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里有“俯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的诗句，以形容人在马上俯仰屈伸、球在身旁流星闪烁的样子。由于这种运动非常适合文人崇武、儒士慕侠的时代风尚，因而很快由宫中传向了社会，成为有唐一代具有代表性的体育运动。从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驰骋于球场的情景。 其次，这种新的时代面貌表现在女人身上，则更是惊艳绝伦、五光十色。我们知道，北朝的鲜卑文化既无悠久的历史，亦无深厚的根基，其间甚至还残存着一些母系社会的流风余韵。北魏三后的女主专政，便表现了与华夏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而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也不可能出现在江南地区。对此，由南入北的颜之推曾作过一番精彩的比较：“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唯以信命赠遣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赢马顇奴仅充而已，唱和之礼或尔汝之。”（注：《颜氏家训·治家篇第五》。）而隋、唐时代妇女的地位和风俗，显然受到北朝文化的影响。史载，早在李渊自太原起兵时，其后来被封为平阳公主的第三女儿不仅支持自己的丈夫柴绍逃离长安，去协助父亲兴唐反隋，而且还疏散家产，亲自拉起了一只“娘子军”，与秦王李世民的队伍并肩作战，为唐朝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妇女本不应该参与政治的，而隋文帝却“唯妇言是用”（《隋书·帝纪·高祖纪》），唐太宗也喜欢同长孙皇后探讨国家大事。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下，武则天才可能以裙钗压须眉，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除此之外，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中宗的皇后韦氏、中宗与韦氏的女儿安乐公主都曾积极地参政议政，后者甚至要做什么“皇太女”，企图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未曾有过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