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435(1999) 02-0015-08 施莱尔马赫一直是作为一名神学家而著称于世，对于他的美学，人们知之甚少。有的人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他有自己独立的美学思想。他留下的唯一的美学文献，是经他的学生收集和整理的。他的《美学讲座》这部书出版后，招致了尖锐的批评。赫尔巴特派的美学史家齐默尔曼（Zimmermann）粗暴地说这部著作是一堆废纸，“完全是言词的游戏，哲学的零碎和辩证法的信手拈来之物”（注：齐默尔曼：《美学史》维也纳德文版，第608—634页，转引自〔意〕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唯心主义史学家哈特曼（E·von Hartmann）说这部著作是“一篇年老体弱的布道者在下午作的花言巧语的布道词”，如果要使它变得令人卒读，至少要减少它四分之三的内容，认为同黑格尔的美学相比，“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注：E.V.哈特曼：《论康德以来的德国美学》德文版，第156—169页。转引自〔意〕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和美学的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 在笔者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中，只有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对施莱尔马赫美学的价值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在德国，十九世纪上半叶是众多的和喧闹的哲学定理产生的时代……在所有这些喧闹中，平庸的哲学家比那些有价值的哲学家更为哗然作响和紧紧地抓住他们唯一的财产即言词不放；一些谦虚的和坦白的思想家，一些沉思事物的哲学家却败北，不被听从和缺乏影响，并在那些吵闹的或徒有虚名的人群中感到狼狈不堪。这并不令人惊奇。我们觉得，这似乎就是施莱尔马赫的情况。他的美学学说很少被人所识，尽管在这一阶段中，它可能是最值得注意的。”（注：〔意〕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对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我们汉语学界如何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这只有依靠我们对施莱尔马赫的美学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施莱尔马赫的美学定向 自从鲍姆伽登（A.G.Baumgarten）把“美学”命名为Asthetik以来，德国古典美学家们就一直在探讨“美学”的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或者说“美学”在人类精神领域里的位置到底何在的问题。康德把“美学”确定为“判断力批判”，谢林认为“美学”应该是“艺术的哲学”，而“艺术的构成就是规定艺术在宇宙中的地位”。黑格尔也接受了谢林的这种观念。施莱尔马赫也是从给美学定向开始他的美学建构的。在美学讲座的第一部分一开头，他就明确地表达出他的独见：“美学思辨部分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探寻艺术活动在伦理学中的位置”（注：《美学讲座》载《施莱尔马赫选集》卷四，汉堡，1981年德文版，第94页。）。表面上看，这一规定是无法理解的。西方美学史自古希腊至今，把美与德联系起来的可以说不乏其人，但把美学看作是在“伦理学”中探寻艺术活动的位置，施莱尔马赫是这样说的第一人。要能理解这一规定，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在施莱尔马赫思想中，“伦理学”到底指什么？ 施莱尔马赫是个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出于对古典文献的熟知，他在哲学上也完全偏爱使用古希腊人的词汇。按照古人的词汇学，他把科学分成物理学和伦理学两部分，前者是包括所有自然事物的科学，后者是研究人的所有自由活动的科学，相当于后人所说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就是说，伦理学不仅仅是关于道德的学说，语文、思维、艺术、宗教和道德都被包含在伦理学中。他说：“如果我们把伦理学作广义的理解，即不把它仅仅理解为在道德和义务学说之形式下的东西，那么在伦理学中理应就能确立人类精神自由活动的规律，以致于由此出发也能把握住通过这种自由活动而成为可能、也必将变成现实的一切东西。”（注：《美学讲座》载《施莱尔马赫选集》卷四，汉堡，1981年德文版，第97页。） 在对伦理学作了这种广义的理解之后，我们便可明白，所谓美学的首要任务，是在伦理学中探寻艺术活动的位置，起码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意义：其一，它指出了我们应在其中找到美学基础的伦理学究竟应是什么样的伦理学；其二，它指出了美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在人类自由活动中寻找艺术活动的基础及其基本规律。 如果仅仅是从把美学限定在为艺术活动寻找基础并确立审美的艺术品之创造规律上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施莱尔马赫的美学定向基本上与谢林和黑格尔是站在同一路线上的，或者说，他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来。但问题在于，他要在伦理学中为艺术活动寻找基础和规律，决不仅仅是为了故作深沉而绕圈子，最终落实到自由活动上来，而是要在整个人类文化创造领域里指出美和艺术的基础和地位。因此，他确立的应该说是一种美学研究的文化视野，即从时代、民族、精神风貌及文化诸种形态：哲学、道德、宗教、科学等方面构成的自由活动的总体中，来确定艺术活动的位置。这种文化的视野，后来在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 ） 那里发展成为相当系统而完备的方法。他在其著名的《艺术哲学》中，按照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考察艺术品及伟大艺术家产生的规律，早已征服了汉语学界的精神。丹纳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同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在伦理学中探寻艺术活动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其实质便是施莱尔马赫在其作为“理解的艺术”的“释义学”中作出系统论证的部分与整体循环的方法。就是说，每一部艺术作品的产生及其意义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从属于作者的全部作品之总体。包括艺术家所在艺术流派或艺术家群体的总体以及更广大的社会风俗趣味与时代精神的总体。只有同这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整体相联系，不断地同特定个人的艺术创造个性之间进行来回循环地考察，才能深刻地阐明艺术活动的创造规律，找到艺术创造的深刻基础，并找到理解单个艺术品意义的钥匙。所以，施莱尔马赫对美学所作的这个基本定向，完全超越了德国思辨美学的抽象性。在文化精神的自由创造活动中更能让人看清艺术活动之实实在在的基础，其学术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