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话美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聂振斌,生于1937年1月,辽宁盖州人。1964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至今。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秘书长。从1978年开始从事美学研究,主攻中国美学史和审美教育,已出版的学术专著有:《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198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1986年辽宁大学出版社)、《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美育思想述要》(1993年暨南大学出版社)、《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与他人合著,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发表论文约百万字,同时还参与主编大型工具书多部、编辑刊物多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1999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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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50年代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首创“美学”学科体系,从此它走出哲学宗门而自立门户,很快就为西方学术界所承认。经过整整一个半世纪,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把西方的“美学”介绍到中国,中国人始知有“美学”,并开始自觉地构建中国的美学学科独立体系,至今已近百年。所以,人们常称与本世纪同时开篇的中国美学为“百年美学”。但是,百年美学作为一个研究范围,不仅仅是一种时间规定,更主要还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性质规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由于社会、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西方美学思潮的冲击、渗透、融合而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性质、内容、形式、方法、体例以及思维方式都发生了转变,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从而与中国古代美学有了根本性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没有“美学”之名,美学思想主要包含在各种艺术论,如乐论、诗论、画论、文论以及经史子集和诗、文、记、传之中,没有自己的独立学科,这些中西方的古代是相似的。但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美”就是一个独立范畴,一直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而中国古代极少有这种情形,美更多的是作为形容词,附丽于善、德、真、道之内。本世纪伊始,才学习西方的榜样,建设美学学科体系,“美”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范畴。

      第二,树立了以个性、自由、博爱、同情、人格独立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审美观,取代了温柔敦厚和等级观念为基本内容的旧的审美观;建立了审美教育、艺术教育的独立体系,彻底摆脱了封建礼仪的束缚,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意义。

      第三,用科学分析方法和科学实证取代中国古代那种用道德观念和阴阳五行观念附会审美现象的方法,使美学向科学靠拢,促进思维方式的转变,弥补了中国古代理性的抽象思辨和严密的逻辑推导等簿弱环节。

      第四,真正为通俗文艺正了名。使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末伎”的通俗文艺如小说、戏曲、俗乐、白话文等提高了社会地位,成为文艺的主要门类。

      百年美学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时间并不算长,与二千多年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史相比,可以说不成比例,即使与古代某个阶段(如先秦、两汉等等)相比,也短暂得多。然而它的内涵却异常丰富,矛盾错综复杂,历史上任何一个一百年也无法与它伦比,这是因为,世界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商品交易、文化往来已无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因此世界的各种文化思潮,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中西之论,古今之争,新旧之别,体用之辩,此起彼伏,构成了异彩纷呈的空前新局面。然而这也为百年美学的研究、疏理增加了难度。尤其是,百年中国,政治斗争激烈,“改朝换代”频仍,沧桑之变。常常令人目不暇接。而每一次社会政治的演变,都对包括美学在内的学术以及文艺、文化、教育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起到或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因此百年美学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各个时期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它有兴旺发达时期,吸引了政界、学界、文艺界、文化教育界的很多人,被美言为“显学”;它也有冷清、断流的时候,被说成“反动”;它走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路程,也许因此,过去对百年美学的研究,大多是以政治变化为标准将百年分为“近代”、“现代”、“当代”几个阶段,各自进行“断代”研究,忽略了百年美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普遍联系,也不可能系统、深入地揭示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把百年美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加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一、坎坷历程与发展阶段

      百年美学是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展开与发展的。百年中国社会变化多端,而最根本的变化则是以共和国为里程碑,把百年中国社会一分为二。

      前50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个革命时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封建统治者及封建军阀腐败昏庸、卖国求荣,丧权辱国,激发了中华儿女、志士仁人奋起反抗斗争。一方面以武装斗争抵抗、最终消灭反动暴力;另一方面不断地向西方寻求唤起民众、振兴中华的真理。从而也极大地刺激中国现代学术的产生与发展。社会不统一,常常妨碍文化的正常交流。但社会不统一,军阀割据,政治多元,却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新文化的成长留下很多空间地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美学的大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然,也是因为当时有了蔡元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高瞻远瞩而又十分热心倡导美学学术和美育事业的文化教育界的领袖人物的缘故。

      后50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们鼓足了干劲,怀着美好的愿望,迎接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然而事实并非人们设想的那样美好。刚放下“枪杆子”,又张起“阶级斗争”之纲。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经济建设完全服从政治需要,人民生活贫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文化政策,对外服从于政治外交上的“一边倒”,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思想采取封禁态度;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或废置不理或作批判的靶子或作某种政治的点缀,就是不想继承与发扬。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砸四旧”,焚书禁学,学术权威遭掀斗、批判,知识分子到干校“劳改”,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被“再教育”,对文化及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来一次全面大扫荡。美学断流,也可想而知。这样一折腾就是25年!所幸,我们终于送走了破坏教育、毁灭文化的野蛮时代,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总之,一百年来,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反抗侵略、救国图存的革命以及激烈而持久的政治斗争,繁重而艰难的经济建设,都不断地向包括美学在内的学术研究,提出自己的要求,并设置各种条件以促使学术研究为政治斗争和各种中心任务服务。这是百年美学产生、发展的现实根源。这种现实根源造成了百年学术研究的一大优点——理论联系实际,以“有用”为根本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了急功近利的缺点,忽略了学术研究的“无用之用”的一面,并且养成一种急于求成的心理惯性。

      百年美学产生、发展,是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在它的身上至今仍带有浓厚的“洋气”。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过多次,一次比一次广泛而深入,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新发展。如先秦时代的文化交流,那是中华民族内部各“国”及南北方之间进行的。再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交流,那是在华夏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印度、西域各国之间进行的,从世界范围看,乃是东方文化内部之事。而20世纪这一百年,则是东方的中国与远隔重洋的西方欧美文化的大交流,规模是空前的,不同的因素更多,更难于融合。但真正融合起来,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将是一次更大的飞跃。正如蔡元培所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注:《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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