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作为当代美学的主要流派，是从50年代美学大论战中脱颖而出的，于80年代占据中国美学界的龙头位置，并持续其权威地位至今。代表人物李泽厚、蒋孔阳提出的两个美学命题——“人化自然”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世纪之交的今天，再次出现美学大论争，焦点却集中在对实践美学的挑战与批判上，而且其反对者还是当年实践美学的忠心追随者。基于此，很有必要对实践美学的历史和现状再做一番审视。 一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蒋孔阳、李泽厚实践美学的理论基础和来源。实践美学从《手稿》中找到了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亦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属人的现实的占有，属人的现实同对象的关系，是属人的现实的实际上的实现”。“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固有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也就是说，对象成了他本身。”（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79页）这是马克思在谈到“对象与人的关系”时的表述。马克思坚持认为对象与创造者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相等的。《手稿》对美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50年代的大论争中，李泽厚率先运用《手稿》中的“人化自然”命题认识美的本质，建构实践美学。随后蒋孔阳、蔡仪，朱光潜等人也开始注意《手稿》，从《手稿》中吸取美学养料。40～50年代初期，中国美学界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蔡仪的“客观论”美学和朱光潜的“主观论”美学（后为主客观统一论）。蔡仪坚持“美是客观的”，而客观事物的美不是取决于审美主体，客观事物即审美客体本身才决定着客观事物的美，自然界的美也正是由于其自身的缘故才成其为美。朱光潜解放前认为美是主观的，其中也蕴含了美是主客观相统一的思想。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正式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朱光潜把文艺创作也看作是一种生产劳动，主体的作用在文艺创作中绝不容忽视。朱光潜对“主观”的理解是指人这个主体，而所谓“客观”是指对象或客体。他不认为主体与客体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因为不存在与客观毫不相关的主观，也没有与主观无任何联系的客观。李泽厚全面考察了《手稿》中的“人化自然”思想，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批判蔡仪的“客观论”和朱光潜的“主客统一论”。他认为蔡仪的唯物观仅停留在旧唯物主义阶段上，不能理解客体与主体的辩证关系。他对蔡仪的批评集中在对“自然美”的理解上，蔡仪只承认人是自然，把人作为自然的人来看待；而美是有着多样性的，蔡仪只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美这个实质上是社会性的问题。李泽厚提出“实践”作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中介，从而解决了主客体关系中如何认识、改造的环节。同时对朱光潜的观点李泽厚也提出了批评。朱光潜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也引进了“实践”概念。将“实践”范畴作为主客统一论的条件，但是朱光潜的实践观点是以一种“心”为本位的实践美学，“他的实践是作为人改造世界以实现自由的活动，具有突出的自觉意识性亦即主观（主体）性。”（注：尤西林《朱光潜实践观中的心体》。《学术月刊》1997年第7 期）李泽厚对朱光潜的批评集中在对他所使用的“主观”、“能动”、“实践”或“生产”、“自然人化”等概念的辩析解释上。朱光潜把主体的两种不同的活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混为一谈，将本是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划在“主观”之中，混淆了意识的能动性和实践的能动性，将仅能改变人们主观意识的“意识能动性”等同于能够直接改变客观现实的“实践”及“实践的能动性”。因此，李泽厚强调实践的自由性而不是意识性。实践的自由性就是指不依主观意识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必然性。“这种社会历史客观必然性依据（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辩证法而在总体进程中指向自由，它超出在个体直接的意识行为之上。”（注：尤西林《朱光潜实践观中的心体》。《学术月刊》1997年第7 期）李泽厚提出“实践美学”是顺应形势的，他的实践观点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阐明一种美学观点，而是给美学找到一个哲学上的坚实根基，它的基本精神是哲学的、批判的。实践美学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确立了美学的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较科学地解释了审美这一独特的活动。 实践美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蒋孔阳在《美和美的创造》中阐释了他的实践观。他认为美是一种人的对象性的现实，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并且在《手稿》中找到佐证。“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象眼睛的对象变成了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创造的社会的、属人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79页） 现实并非是“精神的外化投射”而成，美也不是幻像，美是活生生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理解的纯粹个体的主观行为。实践美学承认美有其自身的社会基础，从实践本体出发认为美既不在物，也不在心，而在人的社会性物质实践活动，肯定了美与审美主体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与此同时，实践美学重新提出“人的社会性本质”命题坚持实践本体范畴，认为人类是通过生产劳动自我生成，人类社会是通过生产劳动由自然进化而成，也就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美学的直观性与片面客观性，否定了审美只是主体对客体的直观反映形式的错误。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人而且更是个有社会性的人。取消了人的社会性，“人”就不复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实践美学第一次充分地肯定了审美的主体性、社会性，高扬起人在改造世界中的能动作用并又使美学从朴素的自然阶段推进到能动的人类学阶段，使美学真正具有了人的科学的意义。 实践范畴的引入，在以往的物质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之外，增加了实践本体论这一全新解释方式。实践美学还在这一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美学、哲学的“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实践派将美的本原归结到实践上用实践一元论取代了以往一切本体解释，成为主体与客体的协调统一并且取消了主客对立，将主体对象化，对象主体化，自然人化，人化自然。实践美学以其独特的角度研究了美的本质及审美的种种问题，“把美学放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加以考察，就为美学找到了一个牢固的立足点，从而也为解答美的本质的历史之谜找到了一条正确途径。”（注：季水河《美学理论纲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 页）80年代实践美学能在美学界占据权威地位也就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其权威地位的建立它也便开始面临着挑战的威胁。 二 对实践美学首先提出挑战的是刘晓波，他的《感性，个人，我的选择》是对实践美学权威地位的第一次大胆挑战。刘晓波是作为文化思潮的情绪化代表而非从学术理论层面与李泽厚相冲突，不可避免地带上冲动的色彩。刘晓波在与李泽厚“对话”时，支撑其全部立论和驳斥的是某种情绪化的逆反心理，他针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古典观念“和谐为美”，执拗地打出“冲突为美”这一口号。刘晓波称“对话”是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刘晓波认为李泽厚的“积淀说”既是李泽厚“评价传统的理论基础又是传统心理积淀的产物”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在理论研究中的反映”。刘晓波的文字中流露出一股极浓烈的反权威意识，正因其过于情绪化而未能形成一股批判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