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文学艺术家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撇开现实的利害关系，以超功利的态度同对象世界发生审美关系。陶渊明的审美与他的人生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沈约最早指出陶渊明“真率”的人格；昭明太子进一步肯定其“颖脱不羁、任真自得”的品性和“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的艺术风格，初步揭示陶渊明以“真”为核心的人生——美学观。 陶渊明的一生，确实是以“任真”自期自许、自高自傲地走过来的。他的“真率”甚至达到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程度。他直言不讳地声称出仕就是因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喝起酒来，更是抛却碌碌尘寰，“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任真自得，乐而忘忧；甚而忘记俗世一切繁文缛礼：“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萧统《陶渊明传》）对朋友总是那么一往情深：“物新人唯旧，弱毫多所宜。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无论是待人接物，日常生活琐事，还是关乎经世济时、出处进退大事，皆一任自然、泰然处之。诚如东坡所见，“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 文如其人，陶渊明在创作上也处处出之以“真”。“如逸鹤任风，闲欧忘海”一任情之所至，意到笔随，无不成其真切自然的妙文，仿佛晴空中的彩云，舒卷自如。诗人善于运用审美的眼光观察客观事物，特别是田园风光，发现它们都有一种创造生物的美。只要不息的生命之泉在于不断流淌，它就是天地间至美之景，无须修饰，陶诗之所以被朱熹称之为皆“出于自然”，并肯定“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其道理正在于此。他的喜怒、爱憎、理想、希望，都无所掩饰地写入他的作品。就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而言，陶渊明始终是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但在倾吐心曲、抒情写志上，却绝无一般士大夫的矫揉造作，反而象一个纯真的孩童，把自己一片赤子之心捧献给读者。这种真率自然的风格，正是他的诗文最能震人心弦的奥妙所在。元人陈绎曾称赞他的作品是“情真、景真、事真、意真”，不为虚美之辞。千百年来，陶渊明的诗文获得各种不同出身、不同地位、不同思想的众多读者的喜爱，关键也是这个“真”。这个真是他做人的准则，也是他做诗的准则。他的诗文达到了“真”的极高境界。 艺术的生命，既包含“真”，又包含“善”，缺一不可。陶渊明在追求“真”的同时，更不忘真与善的紧密联系：“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视真和善为一体，作为自身崇高的人生追求目标，既表现了自我精神的享受、思想领悟和道德升华，又使客观对象达到高级的审美层次。“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他对善的追求已不再局限于儒家传统观念，只求个人的自我完善，而且将文学创作的目的建立在分清善恶的基础上，因此他所理解的“立言”的不朽也就是美德和正义的永存。 魏晋时期，美学领域内重美轻善的思想倾向日益明显，这种强调艺术自身独立价值的审美思潮，既有突破儒家传统礼教束缚、促进“人”的觉醒和推动“文”的自觉的“思想解放”的进步意义；同时也为封建门阀士族的“及时行乐”打开了“绿灯”，为封建士大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风的抬头提供了条件。对此，陶渊明独异流俗，在处理美与善、美与真的问题上，坚持真、善、美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正是他大大超过封建时代很多进步诗人之处。艺术与哲学，粗看似乎一在追求真美，一在追求至善，但就实质而言，二者密不可分。哲学是艺术家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而美学观则是哲学观在艺术创作上的具体运用，是艺术家美学观的物化，艺术之美必须以“善”为其核心和灵魂；而哲学之善亦离不开美，有必要以“美”为其表征和风韵。故艺术与哲学若能彼此交融相辅相成，确实可以净化生命，拓展心灵，提升人生层次。陶渊明笔下塑造的一系列光辉艺术形象，如“桃花源”的理想境界，就是融真、善、美于一炉的不朽典范，其所蕴藏的深厚内涵，永远折射出不灭的美学光芒。 陶渊明美学观的形成，有的论者归之于他的心理气质与凡人不同：“大文学家、真文学家和我们不同的就在这一点。他的神经极锐敏，别人的不感觉的苦痛，他会感觉；他的情绪极热烈，别人受苦痛搁得住，他却搁不住。渊明在官场里混那几年，象一位‘人生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惭耻悲痛，真是深刻入骨。一直到摆脱过后，才算得着精神上解放。”（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对陶渊明内心世界的洞察可谓细腻，但只强调陶渊明性格上孤芳自赏、柔弱多惭的一面，对其耿介不阿、刚强不屈的一面则充耳不闻，未免失之片面。同时，离开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仅从天赋禀性方面探讨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更是以往学者研究历史的片面表现。 我们认为，陶渊明的美学观，与他的生活环境、家庭教养和前代美学思想的影响，都有密切的关系。陶渊明自幼在山水自然的怀抱中成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对大自然具有铭心刻骨的浓厚感情，故乡的山山水水陶冶、培养了诗人的审美追求，他也最能赏识大自然的真美，最能表现大自然的真美；“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诗人通过对孤松的审美感受，更坚定了自己超凡脱俗的重自然、重“真意”的人生信念和审美观念。家庭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关于音乐美的见解，也对陶渊明的美学观有着直接影响。有一次桓温向孟嘉提出一个问题：“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认为弦乐不如管乐，管乐又比不上歌唱的道理就在于：弦乐用手，远于自然；管乐用口，较近自然；歌唱用喉，最近自然。音乐和文学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四言诗发展到五言诗，与音乐发展是分不开的。“四言诗大部分是鼓的音节，五言诗就渐渐由鼓发展到丝竹，由节奏渐渐发展到旋律。”（闻一多：《论诗与音乐》）陶渊明的一生，与音乐可算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学琴书”、“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中年更是“乐琴书以消忧”，晚年仍旧“载弹载咏”、“和以七弦”，对音乐的爱好从未衰退。陶渊明弹弄无弦琴的故事，更传为千古佳话。他曾经“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隐逸传》）可见陶渊明接受孟嘉以自然之义解释音乐，十分欣赏音乐的“自然”美。音乐的美学价值正在于它最能体现自然之性，琴弦只是表现自然之音的工具，与自然本身并无必然联系，所以在陶渊明的心目的中，无论是有弦的琴，还是无弦的琴，都能借以“寄意”，作为寄托和抒写情意的手段。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极大地强调主体的审美感受或审美态度的重要作用，表现他所追求的不是形式，而是体现自然本性的、想象中的境界，即那种自然的、艺术的、和谐的美的意境。陶渊明在诗文里多次提到“真想”、“真意”、“真风”，都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美的意境。“自然”、“真”、“淳”都是指事物的真性和本来面目，与它相对立的就是矫饰、巧伪。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也可以说是来源于孟嘉的美学观，并对后世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