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提出“修辞论美学”主张以来（注：《走向修辞论美学》，《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我由此角度对中国形象及汉语形象问题作了一些本文分析。这种具体批评实践使我认识到，修辞论美学应当依托于更基本的汉语形象研究框架——汉语形象美学，它为修辞论美学提供基本方面。谈论中国文学，其实往往就是谈论汉语文学。而汉语文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其汉语组织本身就具有美的“形象”，例如，这种美的形象往往鲜明地表现在汉语的语音形象中。朱光潜把诗定义为“有音律的纯文学”（注：朱光潜：《诗论》（1943年），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甚至还要求散文也把“声音节奏”作为“第一件要事”（注：朱光潜：《散文的声音节奏》（1943年），据朱光潜《艺文杂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83页。），足见他对语音形象的重视程度。这里的“第一”的特殊含义在于，“声音节奏”不仅本身富于美的情趣，而且正是它才使得文学中至关重要的审美“情趣”得以“表现”出来。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学中“第一”重要的汉语形象问题。这个问题曾为我们的主流诗学或美学所长期遗忘或压抑，八十年代以来虽时有翻新之举，却始终未能在理论上得到真正明确而具体的落实，这就难免使我们的诗学或美学在表面的神气活现下隐藏着一种内在基础虚空。 一、语言和语言形象 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似乎历来就不容争辩：它作为声音与意义相结合的系统，是文学的表达媒介，因而不能设想当离开语言后是否还有文学存在。但这种表达媒介是否就如西方古典学者所相信的那样，只是一种借以窥见现实的“透明”物而自身并无特殊价值？在20世纪发生的意义深远的“语言学革命”或“语言论转向”中，人们认识到，语言决不是文学的简单物质外壳，而就是文学的直接“存在”，文学也从而被视为语言组织的构成物或创造物（注：参见笔者《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有关论述。）。伊格尔顿总结说：“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二十世纪的‘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而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作为个人的经验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有私人语言这种东西，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注：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这等于说，不是先有头脑里的文学（意义）而后要求语言去使之“物态化”，而是文学就由语言构成，是语言在构成或创造文学，离开了语言就没有文学。 在文学中语言是以语言形象这一特殊方式存在的。“语言形象”(image of language)是已故前苏联批评家巴赫金(M.Bakhtin)讨论艺术话语、主要是小说话语时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他倡导的“社会文体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他认为，“作为一种文类，小说的特征并非人物形象本身，而正是语言形象”（注：巴赫金：《对话性想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416页。）。人物形象是由语言形象构成的，并且与语言形象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不是人物形象而是语言形象才是小说的最直接现实。这里所谓语言形象，主要不是指由具体语言（话语）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如人物形象），而是指使这种艺术形象创造出来的具体语言组织形态，或者说，是创造这种艺术形象的具体语言组织形态。对此，巴赫金说得很明确：“小说所包含的是一个语言的艺术系统，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语言形象系统。文体学分析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发现小说结构中各种交响性语言；把握各种语言之间距离的尺度，这种距离使各种语言与作品整体中的最直接语义表述相疏离；衡量作品中意向折射的不同角度；理解各语言之间的对话关系；最后，在直接的权威话语占主导的作品中，判断作品之外的杂语喧哗背景及其对话关系（这在分析独白式小说时尤为重要）。”（注：巴赫金：《对话性想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416页。）可见，对巴赫金来说，语言形象涉及的是小说中具体而多样的语言组织、形态、声音和对话关系等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认为，“小说文体学的中心问题可以被表述为艺术地再现语言的问题或再现语言形象的问题”（注：巴赫金：《对话性想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416页。）。不过，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巴赫金看来，语言形象不仅指作品中的语言形象，更重要的是，还涉及作品之外的更复杂的社会性语言系统如杂语喧哗。小说中的语言系统与更大的社会语言系统形成复杂的关系——再现。与西方的“摹仿”说或“再现”说传统主张艺术语言再现社会现实不同，巴赫金认为艺术语言不仅再现社会现实，而且再现社会语言形象，或他者语言形象。小说中的话语不仅再现（现实），而且本身被再现。也就是说，在小说中，社会语言成为被再度处置、再度表达、和艺术性地转换的对象。就我们的研究而言，巴赫金有关语言形象具有双重再现功能的思想是有深刻启迪价值的，它提醒我们关注现代汉语在现代文学中展示的前所未有的新形象，并探讨这种形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当然，巴赫不可能注意到，汉语形象对于汉语文学具有远为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