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尼采思想与中国知识界相遇的一般情况 尼采，这位自称具有“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德国哲人，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界，即使不是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也应属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列。从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注：梁启超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刊》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到李石岑主持的《民铎》杂志编辑出版“尼采号”，再到李石岑的《尼采超人哲学浅说》（注：李石岑：《尼采超人哲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和陈铨的《从叔本华到尼采》（注：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等著作的出版；从王国维、鲁迅到茅盾、郭沫若所受尼采的影响，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 就尼采作品的翻译而言，应该说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鲁讯、张叔丹、肖赣、郭沫若、刘天行等人最早翻译的是尼采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83-1885)的序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全文，首先有一位无名氏发表在《国风日报》上的译本，其后有郭沫若、马君武、肖赣、徐梵澄、雷白韦、高寒（楚图南）不同的译本问世。尼采的自传《看哪这人！》(Ecco Homo,1908)则主要有包寿眉、徐梵澄、刘恩久、高寒等人的译本。另外，徐梵澄还译了《朝霞》(Die Morgenrote,1881)和《快乐的知识》(Die Froehliche Wissenshaft,1882)两本书。还有一些短篇文字的翻译情况，这里不再一一列出（注：关于德国美学东渐的一般情况可参见拙作《德国美学的东渐及其媒介研究》，《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1998年，第354-381页。）。 同样值得注意的则是国外一些介绍尼采思想和生平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但这些作品主要来自英、法和日本；德国人对尼采的直接论述则几乎没有涉及。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Muegge《尼采》一书（注：《晨报》连载了英国人Muegge所撰的《尼采的一生及其思想》（1920年4月15日—6月17日）和《尼采的超人思想》（1920年11月4—8日），两篇文章实际上即Muegge《尼采》一书的全部内容。），法国人Henri Lichtenberger《尼采的性格》（注：丽尼译《尼采的性格》，《国际译报》第6卷第1期，1934年。）和日本人三木清的《尼采与现代思想》（注：卢勋译《尼采与现代思想》，《时事类编》第3卷第20期，1935年。）等。和许多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的情形相似，尼采思想在中国的流播，中间媒介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至于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涉及尼采的著作与文章更是数量可观；而受到尼采影响的知识者更可以说是大有人在（注：比如关于鲁迅和尼采思想的关联可参看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王富仁：《尼采与鲁迅前期思想》，《文学评论丛刊》第1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事实上，尼采的超人思想以及打破一切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等重要思想，在中国赢得了来自不同知识群落的广泛反响与回应，并从不同的侧面被赋予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内涵。比如，章太炎是较早提及尼采的学说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比较的重要思想家，早在1907年他就说到： 要之，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佛学王学，虽有殊形，若以楞枷五乘分教之说约之，自可铸溶为一。王学深者，往往涉及大乘，岂特天人诸教而已。及其失也，或不免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宋儒皆同，不独王学），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但不可取尼采之贵族学说）。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注：章太炎：《答铁铮》，《民报》第14号，1907年。） 而几年之后（1915年）谢无量对尼采的认识，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人在近代以来的大变局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尼采思想的“多偏宕横决，易使人震荡失守”与“当世之大患”适成对照（注：谢无量：《德国大哲学者尼采之略传及学说》，《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7期，1915年。）。而傅斯年，则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月，以与谢无量颇相类似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我们须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作棍子沿街打魔鬼”（注：傅斯年：《随感录》，《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主张打破以孔子为代表的旧中国的文化偶像。而这一思想的形成，显然是与尼采关于不断打破偶像的思想有关的（注：傅斯年：《随感录》，《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 所有这些都不只是少数知识人孤立的声音，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大背景：尼采，在中国语境中，不仅是作为一个对现代文明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的，而且同时也是被作为近代思想观念的代表者来加以接受的（注：关于尼采思想所具有的双重指涉，可参见伊藤虎丸《鲁迅如何理解在日本流行的尼采思想》，程麻译，《鲁迅研究》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超人哲学，成为批判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有力武器。这一双重特征，无疑突现了尼采在中国文化中非同一般的文化身份；而随着他的思想被法西斯化，就更增加了这个本来就有争议的思想形象的复杂性。尼采思想与中国的关系可谓扑朔迷离。40年代，刘天行在他翻译的《查拉图如是说导言》附识中，一方面否定了人们将尼采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画等号的成见，另一方面，也同样期望以尼采的思想来作为刺激“怠惰苟安”的国人的“兴奋剂”（注：详见刘天行《查拉图如是说导言》“附识”，《大鹏月刊》第1卷第3期，1941年12月。）；而冯至则在《尼采对于未来的推测》（1945年）中充分看到尼采被希特勒、墨索里尼所利用的同时，对尼采作为现代“文化的批评者”的身份予以了肯定（注：冯至：《尼采对于未来的推测》，《自由论坛》第20期，1945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