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美学”是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确实，如何从宏观上把握20世纪中国美学的内在品格和运动节奏，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认为，审美的自治与他治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矛盾，这两者的相互对立、交织与交替构成了本世纪中国美学的辩证历程。 审美自治：现代美学的逻辑起点 中国现代美学从哪里开始？这是每个现代美学史研究者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有两种倾向：一是以历史纪年划界，认为现代美学史就是自公元1900年开始的历史；一是以社会事件划界，如从鸦片战争或五四运动开始。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外部研究，是外在的社会史的标准，并非中国现代美学的真正起点。现代美学的真正起点是什么？是现代的审美意识或审美意识的现代性。而寻找、确定中国美学史由古典而近现代嬗变的确切起点便是现代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自治、他治论是美学史上关于人类审美活动的地位和价值的两种基本理论。所谓自治论，即是强调人类审美活动的独特品格、价值、独立地位的理论，是审美的目的论，如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学说。所谓他治论，即强调人类审美活动对其它活动的辅助功能和依附关系的理论，是审美的工具论，如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学说。 静态地看，自治与他治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一种空间格局，是人类审美系统和整个文化大系统间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局部地看，审美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活动，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是自治的；整体地看，审美又属于整个的文化活动，对各种非审美活动有依附关系，审美因而又是他治的。 动态地看，审美的自治与他治又不只是一种空间格局，而是人类审美意识的两种最为基本的历史形态。在民族美学的发展中，这两种历史形态往往相互交替，有时自治论占上风，有时他治论占上风。这样，在美学史上，自治与他治这两种理论的交替就成了一个民族审美意识演变节奏的极重要的历史信息，对它的研究也就属于审美意识历史形态学的范畴。 东西方大致相同。艺术审美在整个古典时代未能成为一种独立的价值和精神活动，而只是其它价值、精神活动的附庸工具。在西方，审美主要地服务于宗教；而在中国，审美则主要地效命于伦理政治教化。审美意识的真正自觉独立是近代才有的事。 是否承认、尊重人类审美活动的独立价值，持审美的工具论还是目的论，即自治论或他治论，是鉴别审美意识近现代或古典属性的根本依据。自觉的审美自治论是近现代的审美意识，而宣扬审美为其它非审美活动服务的审美他治论则根本上是一种古典的审美理论。 存在始于鉴别。任何一门学科的诞生，都是从强调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质、独立价值开始的。因此，确认人类审美活动的个性和独特价值，努力把审美活动从宗教（在西方）或政治伦理教化（在中国）解放出来，标榜艺术审美的非功利性的审美自治理论便当然地成为现代美学的逻辑起点。它是西方近代美学的起点（鲍姆嘉通正因强调人类感性活动的独特价值而首倡“美学”，虽然以“感觉学”为“美学”令人嫌其宽泛），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美学的起点。审美自治论虽然在逻辑上不免其片面性，但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却是民族审美意识的一种“必然的历史形态”。 真正的中国现代美学，或美学史上真正现代性的审美意识从哪里开始？从王国维、蔡元培和早期鲁迅的美学活动开始。因为中国美学到这里突然为之一变：持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在这里突然消沉，代之而起的是对这个民族来说十分陌生的强调文学艺术无用之用的审美自治理论。对这个长久以来善于且仅善于以功利的眼光审视美、规范文学艺术的民族来说，难道还有比提倡文学艺术拒绝为非审美活动服务的理论更为新潮、更为伟大、更为振聋发聩的东西吗？ “呜乎！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注：《孔子之美育主义》，刘刚强编《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不破不立。现代美学从哪里开始？从对古典美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开始。与刘熙载、陈廷焯们不同，王国维的美学研究直指数千年古典美学的功利主义传统，简洁明快地为人们指出了笼罩古典艺术炫目光环下附庸地位的真相，并且对数千年来古典美学最崇高的文以载道思想提出了异议。正因其痛心于古典艺术的附属地位和人们对艺术的功利主义态度，他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审美自治理论。 “美的性质，一言以蔽之，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注：《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刘刚强编《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刘刚强编《王国维美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