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上，从庄子美学出发，经过玄学美学，又到禅宗美学，完成了由“无”到“空”的两次突破。第一次突破由庄子一人所完成，第二次延续的时间要长一些，始于魏晋，绵延至唐宋。第二次突破分为两波，第一波玄学美学，第二波禅宗美学。两波之间呈现如下的特点：首先，两者构成一条连续的曲线，这曲线有先后两个波峰，即由庄到禅；其次，这一连续曲线的两个波峰当中输入了一股外来的文化动力，即印度佛教，在它的中国化轨迹中出现了禅宗美学，形成第二个波峰。 佛教（尤其是大乘般若空宗）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如何为中国固有思想所接引并形成中国独有的禅宗，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禅宗的美学？人们较多重视前一方面，对后一方面则少下功夫。与玄学美学受到非同寻常的推重并在美学史上得到相应的定位形成对比，禅宗美学兴起的历史过程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亦未能获得美学史上的相应定位。我以为，较为清晰的禅宗美学前史是研究禅宗美学的前提，也是整个中国美学史研究无可忽视的重要一段。如果说玄学美学的基调是“无”，那么禅宗美学的基调就是“空”。从“无”到“空”，酝酿于魏晋时期的广泛而深刻的美学突破，形成了重要的前禅宗美学问题，造成了古代美学历史性的转型，这一转型以禅宗美学的兴起而告完成。唐朝以后，古代中国就进入了新的美学时代。 一、情感与人格 玄学论辩，情感是一大主题，并与人格问题紧紧相联。王弼针对何晏的圣人无情论，提出了圣人有情的见解。“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注：何邵：《王弼传》。） 王弼的见解是一个发明，意思是，人的智慧（神明）再高超，“寻极幽微”，也不能去自然之性（此性实为情）；人性出于自然，因而人是不能没有情的。在王弼看来，圣人与常人一样，也是有喜怒哀乐之情的，只是圣人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以至转移了他的本性，因而他固然“不能无哀乐以应物”，却能运用自己高于常人的智慧（神明），使情感不至于随着物欲、名利欲转而失落本我。圣人之所以有情而无情，是“体冲和以通无”的天赋智慧在起作用。王弼的有情论背后有一个“以无为本”的本体在支持着它，人们若要不为情所拖累，则最好是返回去守住“无”，那是无为，因而他说“智慧自备，为则伪也。”（注：《老子注》二章。）。 王弼是运用体用不二哲学方法较为成功的玄学家。他以体用不二的原理来统一世界。从人性论上看，人的自然之性是没有善恶的，不过表现为情，就有正邪之分，对此，王弼主张性其情。所谓“性其情”，并非以性制情，而是由体发用。性与情实为体与用，不能分离：情离开性，就意味着用远离体，离体则邪；情靠近性，则表明用趋近体，近体则正。为什么近性可以正情呢？这是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具有仪则、规范，它们是自然之理，如果能做到清净无为，那么也就自然顺乎自然之理。王弼一方面把当然之则融入于自然之体，以本体统一了善与真，另一方面又以体用关系来理顺理性与感性，意在把情感收向本体，这样就又统一了善与美。因此，他没有回到儒家“治情”、“以道制欲”和“寡欲”的老路上去。 有意思的是，王弼不仅把儒家的寡欲论和治情论打破了，而且似乎把庄子的无情论也给打破了。人的七情六欲得到承认，尽管是在形而上的理论层面上，不是直截了当的崇情，然而它却是一个时代开始的标志。我们知道，庄子以为追名逐利的行为是非自然的，而情感是与物欲和德性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他决然将道德领域从自己的生存界域划出去，悬置起来。庄子所始终难以介入的人伦关系，王弼却以体用关系将其悄悄引入，也就是说，人们在人伦社会中，一方面可以活得很超脱，不拘谨，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自然而然地做到不违犯人伦准则，这种积极与消极之辨，是玄学家与原始道家的大别所在。王弼以天才（哲学）之手为魏晋崇情思潮开启了闸门，大变终于来临。 玄学阵营中嵇康的美学也值得注意。嵇康把庄子大气磅礴的自然观念上升为哲学本体——“自然之和”，此一和谐以乐律的形式合符于自然界的规律，是真。稽康如同王弼也讲善，不过那并非普遍的伦理概念，而每一个体的个性德性（寓于特殊的普遍或是具有个性的普遍）。嵇康提出了著名的“声无哀乐论”，按照他的看法，音乐之美是没有情感的内涵的，它只是“和平”，而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因其各自的生存境遇而怀着各种不同情感，他们听音乐，音乐的和谐就将各人或哀或乐的情绪感发了出来。听者的哀乐之情受到感发，其情感就可能重归自然之和，此时，他固然还未能忘怀哀乐之情，但它已不单单是给人以痛苦（或欢乐），而是在和谐的心境中感受这份痛苦（或欢乐）。嵇康的音乐美学达到了魏晋美学的高峰。 玄学情感哲学以自然情感论（包含气论）的情感本体来反叛僵硬的儒教道德情感哲学，它偏于个体情感的弘扬，强调普遍的实现依赖于个体的实现。中国人性论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局面：情（特殊，个别）的净化先于德（普遍，一般）的超升，审美经验的重要性强过道德经验。王弼的“圣人有情论”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都是如此，只是后者更美学化也更个体化。王弼的理想人格还是改造后的孔子等圣人，而嵇康的理想人格就纯是“普通（自然）人”了，两者的基本品格为“无为”或“自然之和”，其基本思路是本体论而非道德论的。从此，儒家大一统的塑造单一理想人格的教化观念被突破，庄子式的审美经验复活了，人性人格变得丰富无比和生动多彩了。 二、自然与逍遥 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通过对《庄子》的读解（有人称为误读），来阐发他们自己的思想。向郭的思想，是何王和嵇阮以后玄学的又一重镇。他们的逍遥观和自然观，表现出不同于庄子的特点，是玄学美学通向禅宗美学的重要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