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1999)01-0021-23 自本世纪初年王国维首先把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中国人始知有“美学”并开始自觉地建构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至今，已近百年。百年的历程坎坷曲折，所幸它终于盼来了自由发展的大好时机，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20年。由于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双百”方针得到真正贯彻，美学研究十分活跃。除掉精神枷锁后的欢乐，重展才智的渴望以及美学本身的魅力与新奇，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并在80年代形成了一次空前的“美学热”。但美学研究毕竟不是文化娱乐，更不同于旅游观光。它是一项严肃而精深的理论建构，是颇费脑汁和心血的艰辛劳动。它不仅需要智慧与才能，更需要毅力与耐心，耐得坐冷板凳，甘于寂寞，惯于过清贫生活。它也有丰收，但那是“无用之用”、无形无质的精神产品，不能赚大钱。它也有欢乐，但那是精神之乐，是把艰辛劳动从外在负担变成内在生活的自由之乐，而不是官能享乐。 任何一种热潮都不是持久的，美学“热潮”更是如此。赶潮流者、凑热闹者、猎奇者等等，很快失望地离去，剩下来的是真正的美学研究者和爱好者。这才是美学学术发展的生力军。短短的20年，科研队伍壮大了，后继有人；科研成果丰收了，不乏精品。回首过去，赞叹，欣慰；展望未来，信心百倍。 （一）20年来大大拓展了美学研究领域，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又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如果把这一发展同以前的情况作些比较，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就更显得突出了。解放后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也曾出现过一次美学研究热潮，那就是关于美的本质大讨论。那是一个在没有学术自由的时代所出现的一次比较自由的学术讨论。说它比较自由，是因为它不是“一边倒”的批判，而是可以互相争论，互相驳难，学理的讨论多于政治的鞭挞。这是美学领域的一次偏得。经过这次大讨论，形成了四大学派，促进了美学学术研究，为中国美学的发展真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种简单化倾向：以哲学上的唯物与唯心作为美学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因而把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美学观点及美学学派否定或排斥了，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变成“孤家寡人”，妨碍了中国美学学术的健康发展。与此相关，心理学的美学、社会学的艺术批评以及用其他方法研究美学等等，因怕沾上唯心主义而无人问津了，成为不成文的“禁区”。同时，美学研究只限于对美的本质的追问，因而也没能把美学理论贯彻到文艺批评和教育实践（美育）中去，使美学成为纯粹“玄学”，没有对普通的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这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形相比，不能不承认是大为逊色的。不要美育，就意味着它的理论（美学）是无用的，它的实践（审美活动和情感教育）是多余的。 这种缺陷，在改革开放的20余年中已经得到某种弥补。尤其是心理学美学，部门艺术美学和审美教育的研究，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虽然美育尚未恢复其原有的政治地位，但在教育实践中却受到普遍重视。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90年代所兴起的审美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美学研究的新开拓。这种研究把美学理论与社会生活、文化娱乐、文学艺术欣赏紧密联系起来，也是对过去理论脱离实际偏向的一种“补苴罅漏”。也正是在这20年，彻底突破了以往的文化封闭政策，西方的现代主义美学、后现代主义美学及其艺术批评陆续被译介进来。从而扩大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美学发展新趋势、新理论、新流派，使我们的美学建设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在方法方面，都有了新的、丰富的可资吸取的营养。例如，审美文化研究正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美学思潮的启迪而兴起，并为中国美学研究带来新气象。 （二）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研究，不仅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研究的领域，而且通过这种研究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民族特点、发展规律、价值意义和局限，为新美学的建设找到了历史起点。 这方面的研究，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起步，不少人早已进行尝试与探索，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滕固、陈衡恪、潘天寿、俞剑华、朱杰勤、郑昶等人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朱光潜对中国诗歌的研究，邓以蛰对中国书法绘画的研究，宗白华对中国艺术的综合研究与批评，都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开拓意义。但在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方面的研究却中断了。先贤们的探索与贡献，不仅很少有人去研究，也很少有人知道，形成二三十年的空白阶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接续。 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研究已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已有多部论著出版。部门艺术美学的研究，如书法、绘画、诗歌、建筑、音乐、戏剧、小说等等，都结出丰硕的成果，不仅门类较齐全，也不乏精品之作。通过这种研究，对中国固有的美学有了新认识、新发展，从而促使人们对过去照搬西方模式或前苏联模式进行反思批判。 （三）美学的文化研究，不仅拓展了研究领域，且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过去，由于人们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活决定艺术创作的基本观点，忽视了文化传统、文化观念对美学和艺术的深刻影响。这也是文艺批评政治化、简单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近20年的美学研究逐渐扭转了这一偏向。美学研究者比较普遍地认识到，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固然对艺术和审美起决定作用，但这种“决定作用”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观念、情趣、才能、习俗、信仰、理想等等，更直接影响艺术创作和审美能力。也就是说，艺术创作的实现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并不能直接到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中找答案。有的人从“艺术起源于劳动”、“审美起源于功利实践活动”以及“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出发，便认为劳动和功利实践是艺术创作和审美能力形成的直接原因，并且有意无意地否定了天赋才能、审美趣味等等文化修养的巨大意义。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简单化倾向。要知道，“艺术起源于劳动”等命题，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概念，也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它们对艺术和审美的“决定作用”，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得以实现，而这“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文化渐进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劳动实践产生了元文化，元文化经过发展、演变、分化、提升的历史过程，才有了真正的艺术和纯粹的审美，切不可把具体劳动和具体功利实践视为艺术创作与审美的直接原因。这一切都说明，文化对艺术创作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其制约与影响作用是绝不应忽视的，因而对美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