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美学的两次转型 站在20世纪发展的终点和21世纪的入门口，回顾百年来的美学、艺术乃至整个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历程，对掌握我国美学发展的规律和走势，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研究20世纪美学，首先需要有一个宏观的整体把握，否则对某些具体的美学家、美学著作则很难作出恰当的历史定位和具体评价。当然这个宏观的把握来自对美学具体现象的感知，但这一感知还是感性的具体，而不是理性的具体。若掌握理性的具体，还需要在感知的基础上进行思维抽象，再由抽象概念上升为具体真理。而要整体把握首先必须了解中国20世纪美学和艺术的总体特征和基本的发展规律。我觉得20世纪美学是从古代美学向近现代美学转型的时期，它大体上又分两个阶段：一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是由古典素朴的和谐美学向近代对立的崇高美学转型的时期，相应地在艺术上是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这是由近代的崇高理想向辩证和谐的现代理想，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还有残留的古典主义多元并存，相互影响，相互碰撞，在辩证和谐理想的光照之下，向高度综合的新型的社会主义艺术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阶段，还有一个长期、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 我国近现代美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大喊大叫的剧烈冲突中，在铁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它首先表现为人的觉醒，主体的上升，个性的解放，以及在此基础上，冲破古典的和谐圈，展开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裂变与日趋对立；在艺术中相应地出现了主观与客观、再现与表现、现实与理想、情感想象与感知思维、内容与形式的分裂与对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否定了古典主义而向两极发展。 梁启超是向陈旧的古典美学挑战的第一人，他虽然仍带着“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改良色彩，但毕竟喊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时代的声音。他希望出现“诗界的哥伦布、玛赛郎（今译为麦哲伦）”，去发现诗歌的新大陆和麦哲伦海峡。他呼唤创造“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的小说，以代替那些和谐、宁静、单纯、愉悦的古典艺术。在《论中国古典美学》中我曾说王国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者和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他确实是由古代美学向近现代美学转折的关键性人物。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等美学思想的引述，和对崇高理想、悲剧观念的倡导与确立上。当时他虽然讲的是“壮美”和“宏壮”，但王国维讲的壮美已根本不同于古典和谐圈中的壮美，而是在分裂对立基础上萌发的崇高内涵。他说：“若其物直接不利于我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壮美之情”（《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这同知、情、意素朴协调单纯愉悦的古典壮美有天渊之别。而他倡导的普通人的人生悲剧，冲破了古典大团圆的“喜剧”，其近代特色就更为鲜明了。《人间词话》既总结以意境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美学的光辉成就，又放射出一缕近代的曙光，它交织着新与旧、和谐与崇高的矛盾。“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都呈现出主观与客观、心与物、理想与现实的深刻裂变。鲁迅是推动崇高理想向纵深发展的一员最勇敢的猛将，他批判“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十景病”、“大团圆”等古典和谐完满的观念最彻底，他召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拜伦式的浪漫诗人最强烈（《坟·摩罗诗力说》）。其哲学、美学正是建立在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深刻对立的近代基础上，在《文化偏至论》中他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正是张扬主体、个性、理性精神的时代强音。假若说鲁迅第一个提出了“伟美”、“力之美”式的拜伦的浪漫主义，那么陈独秀则是第一个提出了“写实主义”，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旗帜鲜明举起“吾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章选编》上）打倒古典主义，倡导写实主义，口号何等响亮！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古典主义的，有些同志不理解，其实这一点，陈独秀以及瞿秋白都谈到过，只是后来受到高尔基关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始就有论的影响，把这些有识之见忘却了。当然，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成熟和完备，还要有一个艰难的过程。郭沫若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浪漫主义的代表，其美学理论在朱光潜、宗白华的著作中有较多体现；鲁迅、茅盾是我国近现代现实主义的巨匠，其美学观念在胡风、蔡仪的著作中得到深刻的理论表述。 但中国由古代和谐向近代崇高的转型并不像西文那样纯粹，那样典型，它一开始就是复杂的、交织的、曲折的。这主要的有三种美学观念：一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的和谐观念还很顽强，如京剧、地方戏曲、国画等领域，基本上还是和谐美的天下；一是西方的丑和现代主义思潮，如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同时涌进，一时间古今中外大汇聚，令人眼花缭乱。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念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在我国生根发芽，逐步长成参天大树，日益发挥其指导的作用。这在“五四”前后的理论思想和艺术实践中即已有所表现，而到李大钊则已非常明朗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已初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新动向，第一个提出了“调和的美”，同时也第一次触及了辩证调和的美。他在《美与高》一文中说：“盖美者，调和之产物，而调和者，美之母也”（《李大钊文集》上，第406页）。但他认为调和有两种，一是有自毁和牺牲的调和，一是既竞立又两存的调和，前者大体上是近代的崇高和悲剧，后者则是辩证和谐之萌芽了。他明确地说：“余爱两存之调和，余故排除自毁之调和。余爱竞立之调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调和之法则》，见《李大钊文集》上，第550页）这种新的因素，在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中也有所反映，所以他们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已不同于西方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有中国近现代艺术的特色了。这一思潮的发展、壮大，则表现为由近代崇高向现代辩证和谐的转型，这是第二次伟大的转型。这一次转型更深刻、更复杂、更伟大，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限于时间和篇幅，我只能这样概略地说，有机会当详细地予以展开。 美学思想发展的史实表明，尽管有影响的美学流派千殊万类，异彩纷呈，但仍没有从整体和全局上超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宏观的理论体系。存在主义者萨特曾说，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哲学，能跨过和超越马克思主义；朱光潜认定，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存在着一个宏大的科学的思想系统。 20世纪以来，几乎任何一个有震撼力的美学思想和文艺观念都导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观点。诸如马克思关于人的对象性活动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观点，为探寻美的本质和美感活动的根源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只不过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观点，为反映论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人始终是主体”的观点以及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和“对象的本质力量”“相适应”即存在着“对应关系”的观点，为正确处理审美关系中的主客体关系这一美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艺术是一种生产的特殊方式或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观点，为生产论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即是人的需要”和“物以人的方式存在”的观点，为价值论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人化的自然展示“人的感性心理学”的观点，为心理学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观点，为西方各式各样的现代派美学和西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相关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