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必然要具有这样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研究主体的“认知图式”，因为认识活动就是运用这一图式建构对象材料的过程，它作为康德认识论的一个理论硬核也早已为人们所熟知；马克思所谓的在再生产之前就以“表象”方式存在的“生产观念”是其更确切的表达。二是学术史观，即关于概念、范畴以及不同体系之间的历史观念，这就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知识论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论问题，正是一个时代的学术史观，把人的需要、意志、目的性带进了客观的理性思维和知识体系中，使后者有所归属。它是理论研究的一个更深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思维的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因此关于学术研究的历史观念，不仅潜在地影响着一门理论本身的学科建构形态及其价值意义，也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制约着它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流变。美学作为一门世纪学科，它的认知图式的建构，必然地要以中国现代学术史观为基础，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深层结构。另一方面，中国学术史观在现代史中不断发生的转型，也必然要在美学研究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通过认知图式与学术史观的综合考察，才能更确切地理解中国美学这百年来的风风雨雨。 从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与中国美学研究关系的角度，我认为上述两个问题也就更值得重视，从“认知图式”的角度，可以说它一直是本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美学作为一门新诞生的学科，它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去研究美学问题和审美活动，这一直是中国美学界论争的焦点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本世纪百年以来的美学研究史，就是围绕着美学研究“认知图式”的建构与解构而展开的。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认知图式，经历了多次消解与重构的轮回，例如反映论说，审美表象论说，积淀说，突破说等等，其共同的特点是，一方面互不承认对方的逻辑起点的自明性，另一方面又互以对方的认知图式为主攻目标，所有的批判无一例外地始于对方的思维方式，而终结于确立自身的思维方式。双方总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独断论的认知图式，因为感性与理性、认识与情感，本就是一种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它们在人性中都有存在的正当理由。如果强行加以解决，那就只能给人类认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混乱。如80年代刘晓波认为在积淀说的认知图式里只有“理性”，而未看到（作为生命更积极形式的）“感性”。90年代在关于实践美学的讨论中也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就是认为实践美学已经过时，从而提出要彻底超越它；另一种则与此完全相反，认为它的基本结构是不可能被超越的。这一论争，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50年代关于反映论认知图式论争的继续。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它们能否争出或在现实中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而是它们各自的认知图式上所带有的强烈独断论色彩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独断论的认知图式，我认为：这是以这一认知图式为理论基础的美学本身无法予以解释的，而只有通过对中国现代学术史观的总体考察，它才能得到阐明。 2 任何学术研究都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知识论问题，这是由学术活动的理性本质所规定的，其目的在于探索关于对象世界的客观真理；二是伦理学的问题，作为一种对学术活动的价值评判，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它还包含着主观的需求、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制约。正如康德所指出，道德高于知识，或者如海德格尔所指出，存在先于本质，或者如马克思所指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我们也可以说，学术研究的伦理学问题，不仅在理论意义上先于它的知识论问题，是后者之发生的真正秘密所在；而且在实践意义上高于它的知识论层面，是它的目的归宿。具体到学术研究，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即在于如何建构一种纯粹的认知图式，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使知识与主体的价值需要统一起来，即以何种观念来进行精神生产，进而言之，它的核心问题即在于建构作为认知图式之深层结构的学术史观。由此看来，学术史观正是主体的价值观与知识论相统一的桥梁，是向外拓展的求知活动与向内拓展的伦理活动的中介，所以它必然地要渗入到学术研究的认知图式中，并对具体的学术研究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可以表述为：学术史观高于认知图式。因此从现代学术史观入手，来深入理解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则不失为一条极好的思路。 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当然不可能脱离有“三千年未见之巨变”之称的中国现代史。20世纪中国社会向现代形态的文化转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学术活动的方式及其价值观，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构性转换。中国传统学术的总体规范即经学解释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本经立义”，“述而不作”。它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活动主体确定了（或训练出）一种伦理学的“认知图式”，一种在再生产之前就已存在的“伦理生产观念”。传统学术研究以经学之眼观物，一切对象无不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化身。而突破封建经学的学术规范，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大树飘零已在所不免，到了新旧之交的本世纪初叶，可以说各种条件都已成熟，封建社会的崩溃为它提供了物质的现实基础；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则为它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学术史转型的角度，则意味着必须提供一种新的科学的“认知图式”，具体言之，也就是要以科学主义的知识论，来取代道德主义的伦理学。20世纪之交，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发生了一场具有颠覆意义的巨变，这就是从经学到史学的嬗变。这种源于封建时代的疑古思想之所以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正在于它具有一种朴素的科学主义倾向，并开了中国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先声。它的源头可以追索到中古文人对于考辨伪书伪文的兴趣，作为一种学术总体思路的形成，它奠基于清代的乾嘉实学，其后章太炎所提出的“六经皆名”的口号，可以看作是它的理论自觉，在世纪初，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使这一总体思路在现代学术史上波澜壮阔，成为一种时代主潮。例如历史学中的“古史辨”运动，诗学研究中的“诗史互证”方法，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考据学，经学研究中周予同先生提出的“六经皆史料”（注：参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633-6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原则，以及解放后在各门人文学科中通用的“历史社会批评”模式，它们所体现出的新的学术精神即：客观化，实证化，科学化。因此，20世纪中国学术史嬗变的总体特征可以总结为：从伦理学的学术史观向知识论的学术史观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