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思想是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不同的民族、乃至不同的时代，只要具有不同质的文化，就会对美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美是什么就有自己特殊的理解。 庄子认为，宇宙生命就是最高的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这是他的名言。“大美”者，真美与至美也。《田子方》那段“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的描述，是他“游心于物之初”、即心游天地之所见所得。有曰“请问游是”，他便回答：“夫得是，至美至乐也。”他还说，天道虽“视乎冥冥，听乎无声”，但“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天地》）就是说在深邃浩淼的大化流行之中，仿佛可以看见鲜明的形象，仿佛可以听到和谐的乐声。王夫之尝云：“诗者，幽明之际者也。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抟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灵，虚而实。”（《诗广传·卷五》）在庄子的心目中，宇宙生命就是这样的诗。《乐记》论乐，是这样说的：“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乐礼》）这段话，前面完全是复述《周易》，讲天地如何化生万物；最后却突然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其间的联系，只有简单的两个字：“如此”。在《乐记》的作者看来，似乎天地化生万物当然就是最高的美，故当然就是音乐的本原，这是不需要解释的自明之理。庄子与《乐记》的这些言论是否表明：对于美与文艺，或曰无论自然之美还是文艺之美，中国古代都是从宇宙生命出发去理解的？ 一、和 中国古代以“和”为美，此人所共知而共言也。但尚需再思再言的是：中国古代何以会以“和”为美？或者说“和”在中国古代何以会成为美？这就涉及“和”与“生”的关系了。 且看那些较早地提倡“和”的言论。史伯认为，周朝之弊，乃因于周幽王喜同而恶异，亲小人而远贤臣。他以“生物”比拟政事，认为不同事物的结合谓之“和”，同类事物的会聚谓之“同”；只有不同事物的结合，才能使万物生长，万事兴旺；若以同类事物相补凑，则物尽事败，国将以亡。总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可见“和”之可贵，即在于“生物”。伶州鸠论乐与政，谓“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平”指每音之合律适中，即所谓“细大不逾”；“和”指众音之协调相应，即所谓“声应相保”。每音适中，众音始和，故谓“和从平”。他认为这样的音乐可使天下风气顺畅（“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国语·周语下》）“嘉生繁祉”，言美好的生物得以繁殖而造福。“物备而乐成”，言物产丰盛而音乐始收到应有的功效。音乐之和呼应着天地阴阳之和，使万物生长，人民富足。“和”之义，仍在于“生物”也。“和”不仅关系着物之生，而且关系着人之生。如下面两段话：“伶州鸠曰……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窈，大者不袴，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亿，安也）则乐。窈则不咸，袴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单穆公曰……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国语·周语下》）第一段，“小者不窈，大者不袴”指乐器与乐音，乐器不过小过大而适度，乐音则不过弱过强而适中。乐音适中也属于“和”的范畴，前引“和从平”即此意。这段话就在“和于物”之后又着重指出，“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可使人安适而快乐；反之，若乐音过弱或过强，则会使人听不清（“不咸”）或难承受（“不容”），导致感而生疾。第二段更进而从生理过渡到思想、政治，认为“听和而视正”则耳聪目明，耳聪目明则能闻善言、见美德，闻善言、见美德则可使思想纯正而坚定，使人民诚服而归心；反之，若声、色过强而失和，就会使人耳失聪而目失明，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患莫甚焉”。在宇宙统一的生命大家庭中，物与人、身与心、乃至自然与社会，原是一“生”之所贯穿；“和实生物”，当然“和”也就可以“生”人。 “和实生物”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故言“生”者多以“和”为“生”之前提。如庄子之所谓“合则成体”，荀子之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而言“和”者亦多以“生”为“和”之结果。如《乐记》云：“和，故百物不失。”“和，故百物皆化。”《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观念在《周易》中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如前引《系辞下》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又如《说卦》云：“水火相逮（相及、相合），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除《易传》的这些论述外，“和”还是《周易》判断吉凶的一项重要标准。“和实生物”，“生物”则吉。故大致而言，《周易》诸卦，凡体现“和”者，多涵吉意；而凡体现“分”或“同”者，多涵凶意。 “和”实“生”人的思想也得到了后人的发展。秦代《吕氏春秋》本伶州鸠“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及单穆公“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的言论，继云：“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耳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窈。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抟，不抟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仲夏纪·适音》）“心必和平然后乐。”（同上）“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同上《大乐》）根据人的生理与心理反应，把音之平和适度概括为“适”，又称“心必和平然后乐”，这就把“和”同人心之“适”与“乐”联系起来了。至明代袁宏道，又从《吕氏春秋》“声出于和，和出于适”的说法出发，而摆脱了道德、政治的牵扯，把“和”完全落实到了生命的欢乐。袁氏著文《和者乐之所由生》，纯粹以性情论乐，认为乐之产生，乃“本人心自有之和”；乐之目的，乃“用以宣天地之郁，而适万物之情”；而“和者，人心畅适之一念”尔。“和”就是人心与万物的“畅适”，就是个体生命的欢乐。 可以说，“和”之一字，无往而不与生命相关。它是生命诞生的根本前提，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生命全体的共存共荣。盖“和”者，生之本也；有“和”则有生，无“和”则无生。故贵“和”者，贵生也；爱“和”者，爱生也。知“和”之为美而不知“和”之何以为美，可谓造其门而不入者也。 二、文 《易传》曰：“物相杂，故曰文。”（《系辞下》）《说文》注：“错画也，象交文。”（《卷九上》）“文”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交错的线条。《文心雕龙》复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声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情采》）这就又将“文”扩展为多样而统一、变化而有序的形式，美术、音乐、文学等诸般文艺无所不包了。那么，这多样而统一、变化而有序的形式又是怎样产生的？在古人看来，文产生于宇宙生命，文是生命的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