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讲过要让“资本主义绝种”，但是他也论述过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且在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当中，他是比较系统地阐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代表之一。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可分为两个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对它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即我国刚进入社会主义的初期，他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可以看作是他探索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程中的一束思想火花。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它的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能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产力基础之上，而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生产力最先是伴随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又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过渡阶段进入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一般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78页。）1944年，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1945 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社会的向前发展”。“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1948年9月，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再次提到“资本主义在我国太少了，需要它的发展”。（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可见，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毛泽东是积极主张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对其发展的要求，是它不能操纵国计民生，损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能有利于国计民生，这样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多越好。不能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是他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始终坚持的两个前提。 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发展资本主义呢？首先，他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到残酷压迫，而且它也阻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压迫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证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证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 55 、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 其次，他认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比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步。这种进步性表现在对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 127、75、55、127页。 ）私人资本主义这种进步性和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落后的中国所需要的，“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 再次，毛泽东不是把资本主义看成铁板一块、没有差别的东西，而是对资本主义作了区分。就世界范围而言，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打击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就国内而言，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因此，他认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55、127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把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中国一切政党好坏的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189—190、126、55、127、75 、55、127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他以嘲讽的口气批评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揭露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欺骗性。“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 189 —190、126、55、127、75、55、127页。）同时他也批评党内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急躁倾向：“我们的同志对于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集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52—53、55、239、 189 —190、126、55、127、75、55、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