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是在国内外矛盾重重、长期的以小攻大、条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态势，一方面，由于极大的变动性，客观上会出现各种机会；另一方面，主观指导上也迫切需要争取各种有利条件。把握时机、利用机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实践的一部分。毛泽东著作阐说了各种把握时机、利用机遇的事实，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时机和机遇的思想。 时机 时机，是与机遇相近的概念。毛泽东明确形成了“时机”的概念，而且对时机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一）时机的两种意义。 毛泽东著作中，“时机”的概念通常在两个意义上运用。 一个意义，是与时间概念大体相同。在这意义下的“时机”，有好与不好之别，即有利没利、重要不重要、适当不适当、成熟不成熟之别。 另一意义，是特指好的时机，或有利的时机、或重要的时机、或适当的时机、或成熟的时机，如“寻机”、“待机”、“择机”等。这一意义上的“时机”，与机遇意义相近。 毛泽东对战争中的时机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论述战争中的时机有战略时机与战术时机。 （二）战略时机。 “战略时机”是毛泽东提出的概念，它相对战术时机而言。毛泽东研究军事和指挥战争，最关切的是战略问题，所以在时机问题中也把战略时机放在最重要位置上。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着重探讨了战略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他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困难和重要性：“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接着他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和基本原则：“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0—201页。 ）这里具体结合战略退却的开始时机，讲了时机的重要性，也讲了断定时机应取的着眼点和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江西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时机是恰当的。实行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如果再迟，那至少胜利的程度要受到影响。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伍，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二、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也有开始时机过迟的教训。江西的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 毛泽东重视我方的战略时机问题，同时也十分注意敌方的战略时机。例如，《论持久战》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所犯错误时，就明确指出其“失去战略时机”。（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页。） （三）战术时机。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战术时机问题。 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中，毛泽东专门研究了袭击的时间问题，他认为袭击的时间不外下列四种：夜间、拂晓、黄昏、白天。其中讲到在拂晓时说，“这一般也是对驻止之敌而实行的，即是利用夜暗行军接近敌人而于拂晓时实行攻击，这在游击队离敌较远或夜间攻击动作尚不熟习时，是袭击的最好时机。”讲到在白天时又说，“敌人运动多在白天，故袭击行动之敌大都选在白天。游击部队欲最有效果地袭击敌人，必须不丧失敌人正在行动中的机会，此种时机必须普遍采用。”（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76页。） 他在《论持久战》中也分析了战术时机的问题：“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成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4页。） 由于毛泽东对战略时机和战术时机的重视，由于他的精辟阐述和在领导革命、指挥战争中的杰出运用，给予全党干部和广大军民以深刻的教育与实践的训练，可以说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培育了整整一代人的把握时机的实践本领。 机遇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研究，关于不同时期形势分析以及依据这些科学分析所作的重大战略决策，实际上在不少场合渗透了机遇思想。 （一）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机遇。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包含了历史机遇的重要思想。他说：“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正好遇到了外部条件的重大变化，世界性的划时代的大变化。也就是说，中国革命遇到了大机遇，难得的大机遇。毛泽东看到了、抓住了这个大机遇。毛泽东的这一机遇思想，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立论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