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研究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的热点一再兴起，但对于传统文化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之间的关系，尚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力图从中国传统的典籍文化、民间传统文化，以及养育毛泽东的湖湘传统文化等来较为全面地研究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影响。 （一）传统典籍文化中大同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中，在历代的经、史、子、集以及宗教经典、小说和寓言的文字记载中，都可能从不同层面采撷出大同思想。一般地说，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往往强调“明君”政治、“公天下”；受道家影响较深的，提倡“无君”或“虚君”，抱朴守真，遵循天道，无为而治；受农家或墨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十分重视平等劳动，自食其力，互助互爱，君民共耕，反对剥削；受佛家思想影响较深的，追求极乐世界，争取众生平等。其中《礼记·礼运》比较集中而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设计。 大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不息，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专制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直到民末清初，经过西方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初步洗沐，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还以各种形式反刍“大同思想”，使之成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初步框架，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 毛泽东从小深受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影响。从八岁开始，他就在本地的一个私塾里读书，接受正统的封建文化的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大同”作为圣人追求的社会理想，注入了他幼小心灵的最深层。稍大，毛泽东离开家乡到外求学，接触到新的思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成为他崇拜的偶像。当然，他们对大同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宣传，也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表达了对“大同圣域”的向往：“大同者，吾人之鹄的也。”（注：《列宁全集》第20卷，第6—7页。）1919年12月，他又萌发了在岳麓山附近办新村的想法，其计划与康有为在《大同书》里的设想十分类似。即使在他接受了马列主义，世界观产生了根本变化后，他清算了从前的导师们对他的影响，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可是大同世界仍是他终身追求的目标。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曾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第二版，第84—90页。）毛泽东自信的是他找到了这条路，但对大同理想，他却并没有加以批判，他后来有时也把共产主义称为“大同”。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干部到徐水县去时，除了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外，还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大同”思想，对毛泽东终身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彻底研究“大同”思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影响。 （1）从根本的价值趋向上， “大同”思想批判封建专制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现实，要求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财产公有，互助互爱，平等有序的公正社会，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强烈心声，这是其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也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相通之处。“大同”思想的深厚传统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上，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人摒弃了残酷剥削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综观“五·四”前后各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价值层面上，基本上都赞成社会主义，其分歧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是通过改良还是革命，立即实现还是等到遥远的将来。可以说，“大同”传统奠定了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感情基础和价值取向。 （2）“大同”理想虽经历代知识分子的补充完善， 其社会计划日趋详细、具体，但由于是从抽象的道德和伦理原则出发，其对现实的批判是严重脱离生产力发展基础的，故其设想越是美好，其性质就越是陷入空想，如果硬要从纸上搬入现实，就会使现实生活陷入粗陋的、原始的共产主义，使人类文明遭到重大的全面倒退。因此马、恩尖锐地批判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晚年毛泽东陷入了空想。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 看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后，有两个感想：一是“很有启发”，一是“模模糊糊”。所谓“模模糊糊”，当然是马、恩拒绝凭空设想未来社会图景。马、恩不肯设想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那么，毛泽东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有些东西，我们要实行。因为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陷入空想，不在于其设计本身，而是其找不到实现的道路。现在我们掌握了政权，就可以凭借政权的力量和人民的冲天干劲，在中国大地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严重脱离生产力基础的幻想，历史是无情的，中国为空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3）由于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幻想未来， “大同”理想对社会的设计自身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和矛盾，即以近代发展得最为完善的《大同书》而论，仍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色彩，毛泽东推行的人民公社与它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第一，他们都赞成取消商品经济，恢复自然经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就是农、林、牧、副、渔并举，工、农、商、学、兵齐备的自给自足的单位。这种以落后生产力为基础的产品经济与马、恩所设想的在商品经济全面超越基础上的产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差别，不仅不能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而使正在发展中的城乡商品经济倒退，并形成城乡长期的二元隔离和对立；第二，他们都实行集体化的生活制度，所谓公社，就是一个“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规律化”的准军事集体，为此，人民公社曾大办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卫生院等。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财力薄弱，这些福利机构不久就濒于破产；第三，他们都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对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过高的估计。然而，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分蔑视个人利益，过分提倡公而忘私，容易压制个体发展，也不易培养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基础。总之，本世纪50年代中国大地上的“共产风”，很可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大同理想”中找到某些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