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政治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从阶级社会出发，认为民主的本质“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280页。），“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 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确认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这一基本认识，但是在民主的地位、形式、实现途径等方面，却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实践。本文试图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民主思想上的不同点，并进一步分析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 一、民主的地位：手段与目的 毛泽东把建设民主政治视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在对民主地位的认识上，首先认为民主是一种手段，他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显然， 毛泽东是从政治为经济服务的意义上认为民主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必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后来的思想中，毛泽东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却强调了民主的“手段”地位，把民主作为达到集中的手段，而且认为，民主只有通过集中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1962年，在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地表述了这个观点。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说，建立高度民主，是为了达到高度的集中，而只有高度的集中，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仅仅被作为达到集中的手段，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这就曲解和贬低了民主的作用与地位。（注：参见潘国华：《伟大的探索》，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41页。）在毛泽东的晚年时期，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与退步。 邓小平总结了“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的历史教训，提出“继续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这就是说，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手段和方法。社会主义如果不具备民主的政治特征，就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或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进而提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还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23页。）。这种思想，与毛泽东通常把民主看作是一种方法和手段是不同的，这是邓小平和毛泽东民主思想的重要区别。 二、民主的形式：“大民主”与“小民主”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反对照搬西方的民主形式。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一部分干部要求实行类似西方“议会自由”、“政党政治”、“三权分立”民主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323页。）。邓小平也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 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不同设计。 毛泽东心目中的民主模式是一种“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积极行动的大众民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一种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的“大民主”。毛泽东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324页。）这种民主要求“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年12月—1960年2月），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第6页。）。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 他号召建立“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作为各级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权力机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成为“最好的新组织形式”。（注：见1966年8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引自《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他要求“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8页。）所有的这些构想，都在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付诸实践。文化大革命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所设计的民主形式。毛泽东曾经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和建立新中国一样重要的由他完成的两件大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