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从生产力及其根本决定意义的观点对社会整体建构进行了多方面的揭示，提出了著名的“适应——矛盾——变革”的社会整体建构图式。对于马列经典作家的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中具体化、时代化、中国化。 其一，他们都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中，从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出发，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作为考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性问题提出来了。 毛泽东剖析了中国生产力“一穷二白”的基本特点，指出这种生产力状况从其落后的方面看，它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着矛盾，从其迅速发展方面看，由于生产力发展快，就会在一定时期超出生产关系所能适应的程度，造成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矛盾。同时，毛泽东也分析我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状况，指出，我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是一种先进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但是由于它刚刚健立，还不完善，还存在着旧的社会痕迹与影响，还有一些弊端，造成了它们与生产力及经济基础的某些不适应。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对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邓小平完全赞同，他明确指出，关于基本矛盾，还是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提法比较好。对于我国现实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状况，邓小平多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到，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也有一些弊端，它们严重束缚和妨碍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健康、有序发展。鉴于我国社会现实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状况，邓小平得出结论，从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比其他提法要妥当。 其二，他们都从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构中社会基本矛盾运行的机制，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各要素之间的制约关系及交互作用出发，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机制。 首先，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须一切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两位伟人都深深地认识到，只有生产力发展，经济搞上去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其次，及时调整与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与环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分析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由于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而不需要用变革根本性质来解决，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及时调整、发展来不断解决。邓小平也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由之路。在邓小平看来，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是好的，不需要也不允许推翻它。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体制形式上，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在社会主义思想意识领域里，都还有一些弊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这些弊端必须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因而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解放生产力。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再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总是表现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生产力。 但由于两位伟人所处的客观条件不同，两人的哲学思想方法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从而使得两人关于发展生产力与建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也存在着差异。 其一，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建构中，两位伟人的着眼点不同，毛泽东更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邓小平则更为重视生产力的根本作用。 毛泽东一生具有“矛”的性格。其早年就提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到了晚年，他仍强调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加之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的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都十分尖锐，阶级斗争形势异常激烈，此时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和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明显地占优势，要解决此类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必然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斗争性在矛盾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显得特别突出。适应时代需要，毛泽东在哲学思想方法上十分推崇矛盾斗争性的作用，在他看来，对旧秩序的破坏、挑战就是革命，就是斗争，他始终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先破后立。这样的哲学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破除苏联模式弊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毛泽东很自然地将这种斗争性的哲学思想运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建构中。他认为“社”、“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凡是姓“资”的东西，社会主义都不能容忍。因而他强调，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社会主义的公有化程度才能提高。因此实践中，毛泽东也始终将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可以由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抓革命，促生产”、“大批唯生产力论”等事实得到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