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意识首先是思维方式的科学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对思维方式的科学化、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新的要求。马克思的科学思维方式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指导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毛泽东的科学思维方式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的科学思维方式实现了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没有与现代化事业相适应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同我们的事业兴衰成败息息相关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7页。)
毛泽东、邓小平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同“老祖宗”的科学思维方式一样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历史时代紧密相连,集中反映了历史时代的本质、基本趋势和特征,是时代精神的升华和结晶,凝聚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整体景象。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在一定历史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因此,研究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应同研究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这是考察思维方式及其发展的最重要原则。
思维方式是与人类共生的,有人类就有思维,有思维就有思维方式,因此,对思维方式的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继承者、发展者的思维方式研究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今天的中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我们更应注重研究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各自思维方式及其比较。思维方式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每一时代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及问题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在该时代的占主导性的思维方式。
毛泽东、邓小平是当代中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两位伟人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同样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不同时期开放的两朵鲜花,其思维方式既基本一致又各有特点,因此,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作比较研究,既有难度又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以矛盾概念为核心的矛盾思维方式
毛泽东、邓小平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两个伟大人物,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是基本的方面。其共同点表现在两个伟人的思维方式的实践性、辩证性、超前性等方面。但是,这种“同”中也存在着“异”,这正如黑格尔说的那样:“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够看见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注:黑格尔:《小逻辑》, 2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我们在研究他们思维方式的相同点时,还应注意发现它们的同中有异;在研究其相异点时,应注意发现它们的异中有同,从而使二者交相辉映。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那些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1页。)因此, 思维方式也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毛泽东、邓小平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这个时代的基本表征。本世纪初,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概念,并认为它“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注:《列宁全集》,第24卷,435~436页。)人们将此称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就是成长和成功于这个时代。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里,敌我双方,阶级对立都是分明壁垒的,与这一时代相适应的便形成了毛泽东的矛盾思维的主要形式。毛泽东的矛盾思维方式在“二战”的残酷斗争中,逐步形成。这期间,毛泽东矛盾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实际斗争的方法。他在学习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时,就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并切实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主张“劳农主义”和“阶级专政的方法”,在艰难曲折中发展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是矛盾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第二,发展了不平衡的思维。恩格斯提出在事物的发展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列宁运用不平衡的思维发现了各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因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用不平衡的思维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中国,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也极不平衡,在各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割据的白色政权之间留下有统治薄弱的地区,这就在客观上给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毛泽东利用这一“奇怪现象”提供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创造了建立和壮大中国红色政权的奇迹。这是矛盾思维方式的运用和发展的重要成果;第三,丰富了量变质变的思想。毛泽东用矛盾思维形式将量和质、量变和质变作了考察之后,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并坚信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是一个促进革命力量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漫长过程,因此,应该是建立若干革命根据地,努力使“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从而使红色政权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从而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他还坚决地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98页。)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质的飞跃。 这是对矛盾思维形式的创造性运用;第四,倡导通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方法。现象和本质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用它来教育革命队伍中存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和悲观情绪的人,认为不抓住事物的本质,就可能被它的现象或假象所迷惑,就会对形势发生错觉,产生悲观的论调。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99页。 )这是对矛盾思维形式的创造性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