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的我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同江泽民阐明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目标完全一致，理论一脉相承，都是立足中国国情制定的富有创造性的正确纲领。探讨两个伟大纲领的历史联系，对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一、目标完全一致 两个纲领，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一个是邓小平理论的硕果，二者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 150年前，马克思、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真理。以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403页。）。毛泽东、邓小平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说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坚信，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信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必然”，并投身于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革命斗争。然而，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上，他们经历了艰辛的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了解，党内在如何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曾出现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右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应先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左”的错误则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就是所谓“一次革命论”。毛泽东在和“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反复斗争中，在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正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27页。 ）他说明了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14页。 ）他还特别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32～633页。）。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并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他强调这个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959～960页。）但“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不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961页。） 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分成两步走，正是采取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相符合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的。他以高超的智慧和非凡的胆略，领导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不够成熟，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又干了一些错事、蠢事，加上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处于明显劣势，“两个必然”还成不成立，中国应不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又如何坚持社会主义？这成为摆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前必须回答的严峻问题。 邓小平坚定地声称：“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73页。）他认为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阵地缩小，但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他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83页。）他坚信“两个必然”，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383页。）他重申在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并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46页。），“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3页。）。 “他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52页。）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他认为，旧中国虽然有了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近代的生产力，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小，本来应由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好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旧中国没有完成。建立在这样贫穷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尽管解放后在生产力发展速度上已经较快，但由于它底子太薄，人口太多，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优越性还难以显现，而由于它的物质基础相对薄弱，也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巩固和成熟，因而这个社会主义同马克思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的社会主义相比，还“不够格”。这个差距不是一朝一夕能消除的，急于求成势必陷入空想之中，所以必须经过一个特定的初级阶段。他认为这个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求全国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不断地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使社会主义由“不够格”过渡到基本够格，然后再继续前进，使生产力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使社会主义完善和成熟起来，真正成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消灭剥剥，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社会。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论述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