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78年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日益结合，从而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自从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的号召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得到了自觉的推进，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引导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任务，对于进一步明确我们党在理论战线上的任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有着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是实践主题的转换与解答 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的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分阶段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也是划分阶段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实践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不同主题为中心而分阶段地展开；适时地实行这个转换，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这是我们党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实践主题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根本变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第一阶段是以“怎样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主题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行了这一主题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就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想理论上的主要成果是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把握了中国革命的“三件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实践上的主要成果则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和巩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二个实践主题是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这个主题为中心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由第一个实践主题向第二个实践主题的转换，基本上解决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这里的主题转换，一是从以农村为中心向以城市为中心的转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毛泽东选集》，第4卷，1426—1427 页）二是从武装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向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转换。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之后，我们有条件不再用暴烈的革命的方法，而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来解决剩下的一个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三是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的转换。毛泽东同志当时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同上书，1438页）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们在建国以后，顺利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改善了长期受苦的人民的生活；我们严格地治理党，坚决反对党内的骄傲情绪和贪图享乐的情绪，严厉惩治了迅速滋长的腐败现象，包括处决犯了死罪的党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件事对于巩固新生的政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的主要成果是：关于发展生产力与改造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理论，关于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理论和策略，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和措施。这里，也有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前进得过快，工作过粗、形式上过于简单划一的教训。在实践上的主要成果是引导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三个实践主题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阶段是以建设为主题而展开的。应该说：我们从第二个实践主题向第三个实践主题的转换是经历了严重的曲折的。本来，1956年9 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为回答第三个主题开了一个好头。1957年2月， 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展了“八大”的精神，进一步回答了这个主题。但是，由于后来毛泽东同志错误估计了国内的阶级形势和政治状况，几经动摇，终于在1964年开始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错误，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在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深处，有两个大题目：一是进行阶级斗争以巩固政权，二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实现现代化。从1956年到1976年，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演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1956年到1964年是两个题目何者为中心反复摇摆的阶段， 从1964 年到1976年是阶级斗争牢固地取得“纲”和中心的地位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仍然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这个阶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进展的阶段。其主要成果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理论，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关于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制度的理论，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战略思想等等。在第二个阶段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受到严重影响。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围绕改革和建设并行，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题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伟事业。这个主题是第三个主题在新条件下的拓展。因为，它不是在既成的体制下进行经济建设以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而是既要集中精力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又要适应建设的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打破过去的僵化模式，进行体制创新。这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坚持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三者结合的主题；也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同一的主题。在回答这一崭新主题的过程中，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被提升到新的境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崭新的阶段，这就是产生了作为毛泽东思想之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奉献的主要成果是：恢复并重新论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作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重新解释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涵（突出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尺度和满足人民共同富裕要求的价值尺度的统一，突出强调以实现此种统一的客观效果作为思维和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光芒的普照下，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成为活生生的、正在创新和发展的、在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中实际地发挥着灵魂和指导作用的理论指南。创立了适合时代条件和中国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为导向，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中实行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用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引导社会的全面进步，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从而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确把握了时代主题的转换，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演变及其相互关系，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关系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