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7—0397—(1999)01—0001—05 一、第一次毛泽东思想研究热及其特点 40年代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初始期，以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热为代表。自从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把毛泽东的身世、个人经历向世人披露后，尼姆、史沫特莱、斯特朗、王安娜、贝特兰等外国记者蜂拥而至，肖三、杨朔等国内作家也执笔著文，写出多种介绍毛泽东的书。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影响，开始走出根据地，走向全中国。 延安整风的开展，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许多高级干部和理论界、文艺界知识分子认识到，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贯穿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有力武器，感到需要对其给予恰当命名和正确评价。1941年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接着王稼祥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加以论述。其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陈云、邓小平等在各自的文章和讲话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述。1944年邓拓在晋察冀日报社选编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5年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定为党的指导思想。1945～1949年，《毛泽东选集》已有5 个系列的版本，包括再版及翻印的单行本在内达77种。 这个时期侧重于从政治和理论上认识、肯定与宣传毛泽东及其思想，学习和宣传的中心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树立起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旗帜。这一时期作品比较单一，史料价值重于理论价值，从总体上说不是个人崇拜的产物，对毛泽东的称呼比较恰当，评价也较客观，宣传态度慎重，气氛活跃和民主。同时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与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结合起来，也注重了立场、观点、方法的研究。不足之处是往往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等同起来，地域上主要在根据地、解放区进行，而且朴素感情多于理性认识。学习和宣传的效果是明显的，帮助全国人民了解毛泽东及共产党人，为胜利地进行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使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得以成熟和系统化。 二、第二次毛泽东思想研究热及其特点 50年代初至60年代前期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勃兴期，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4卷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兴起毛泽东热。建国前夕，周恩来就向青年干部发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号召；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风采，更引起无数人倾倒。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毛泽东热，完全是自发的，而且可以从多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 新中国确立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为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1951～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1～3卷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撰文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学习研究的重要性；李达、艾思奇、沈志远、李琪等分别编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解说，张如心、陈伯达、胡绳、冯友兰等也发表文章评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出现了全国性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50年代侧重于对毛泽东著作、思想的普及性宣传和通俗化解释，综合论述的文章并不多，专题研究多限于哲学，军事方面，其广度和深度不可估计过高。建国初期兴起的毛泽东热，是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取得胜利的逻辑结果。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广大群众、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都不同程度地有一种尊崇毛泽东的取向。其学习和研究状况较好，比较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也实事求是，并注重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工作。缺点是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对经典著作的引证、注释多于探讨、研究；对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问题仍认识不足，没有辅之出版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学习规模虽已扩展到全国，但侧重于党政军机关和理论界、文化界；思想改造急于求成，带来某些消极影响。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 进一步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随之兴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热潮，涌现了一批雷锋式的先进个人和好八连式的先进集体。但在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被引向歧途，出现了突出毛泽东个人、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到“顶峰”的现象。由于学习“背警句”、研究“走捷径”，科学论著日渐减少。中共中央曾转发过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检查报告》，试图扭转宣传中的简单化倾向，提出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标签随意滥贴，但收效甚微。到“文化大革命”前，这种倾向已发展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研究工作面临严重危机。 三、第三次毛泽东思想研究热及其特点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僵化期，以对毛泽东个人的神化、对毛泽东著作和思想的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宣传为特点。断章取义，生搬乱套，形式主义盛行一时，以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取代了学术研究。 大动乱年代的毛泽东热是一种不正常的狂热，由党内弥漫开来的个人崇拜扩展到社会上，人民群众以强烈的感情过分拥戴毛泽东，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示忠心。毛泽东思想受到损害来自两方面：一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犯了错误，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二是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的旗帜，肆意肢解、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捧为“最高指示”，借“红宝书”制造“红海洋”。仅1967年，就出版了8640万套《毛泽东选集》和3.5 亿本《毛主席语录》。这10年，几乎没有严肃的科学研究论著，“活学活用”的心得体会和粗制滥造的辅导材料充斥于世，一切宣传皆出于政治运动的需要，虽然毛泽东也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危害，否定过“天才论”、“顶峰论”、“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