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要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来的概念（在这以前有人提过，但不完整）。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须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包含了四个要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的具体实际（国情和革命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独创的民族形式和内容。这四句话，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理解来看，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关系时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了科学。毛泽东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最终落实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所以恩格斯论定：“现代的唯物主义和它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8页。）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从认识它的基本原理起步的。中共建党学说的首倡者蔡和森写道：“马克思的学说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论，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注：《蔡和森文集》（上）第51页。）其中“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特色，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人的施存统说：“我们如果真要使社会革命成功，除了遵守唯物史观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注：施存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载《新青年》1921年8月14日第9卷第4号。 ）毛泽东更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为缔造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矢”，是宇宙观、方法论；中国的具体实际是“的”，是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具体说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矛盾、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同盟军、领导者，是中国历史的发展、革命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民情风俗，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是前提条件，不然，不知结合什么，更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就懂得要掌握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 他给周世钊的信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历来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实事求是，就是讲国情，讲实践，凡是符合国情的，又经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进一步阐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一种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更是一种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认识路线。因此，它在毛泽东思想萌芽中，起了中介作用。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无疑具有中国的形式、内容和民族特色、风格、气派。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典型，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独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二、唯物史观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理论根源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注：《马克思选集》第3卷，第574页。）这是说：马克思发现：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点。 毛泽东自确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后，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问题。1921年8 月他在湖南《大公报》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指出“女子无财产权，女子要解决教育、职业、参政、婚姻等问题，都是说梦。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等是枝叶。”这就抓住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一夫一妻制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经济是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最终根源。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人民的生存权是最基本的权利，没有生存权，就无所谓人身自由。因此宪法应该规定：“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他向社会呼吁，大家应来关心劳工的生存权。“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有多少人要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现在有多少人失业！”（注：毛泽东《更宜注意的问题》1922年5月1日湖南《大公报》。）他在《外办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分析中国军阀统治的存亡。他写道：“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然是军阀的天下。”其原因：一是帝国主义协调一致侵略中国，支持军阀，因为军阀割据，分而治之，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有利；二是“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这种经济最便利于军阀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