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1928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出席人数最多、开会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全会。毛泽东对这次全会给予很高的评价。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把六中全会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称之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他还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就不会有这样大。 六中全会的意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确认和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二，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三，表明党已经能够更灵活地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把两者纯熟地结合起来，不仅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形成了以毛泽东著作为代表的反映这种结合的理论形态。以往对六中全会的研究，对全会前两方面的意义论述得比较多，本文拟从第三方面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谈谈六中全会的意义。 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会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要的指导原则，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论新阶段》。）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规范的表述，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是在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它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在实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的高度自觉性。这个结合，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神和高度的革命精神的创造，需要高深的理论修养和最大的理论勇气。这个结合就是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早在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决议中，在讲到如何纠正主观主义时提出：（一）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次年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通篇反对教条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倡导“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原则的先导。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到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这一思想原则，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上取得很大的进展。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代表着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也是毛泽东在哲学、政治科学、军事科学方面光辉的理论基石。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成熟。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取得相当广泛的共识。当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代表中央向全会作的组织工作报告中说，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全会上的一些发言，也讲到“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的主要倾向是教条主义。六中全会对党内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的错误，并没有展开批评。这是由于考虑到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之后，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说过：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错误的路线，但未做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他们慢慢觉悟。（注：毛泽东1943年10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中说：“拿形式来说，六中全会的决议案，差不多没有正面的批评六中全会前的一些错误，但是六中全会的决议案里正面地解决了以后应该如何办的问题，这也是事实上作了结论。”毛泽东认为要在组织上、党的决议上作出结论，必须在弄清思想的前提下才能作出，而在六中全会时条件还不成熟，也不是合适的时机。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七中全会的讲话中说， 那时采用调和态度是正确的。六中全会虽然没有正面批评王明的错误，但对于教条主义，毛泽东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这就是他在六中全会报告中所说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而且正是马列主义所要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他在《我们的纲领（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中又说：“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没有抽象的真理，只有具体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就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