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得国家获得了独立，人民得到了解放，进而又把中国引到了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二十世纪叱咤国际风云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得益于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因此，联系当前国内外的现实，认真地回顾和思索毛泽东与马列主义的问题，对于坚定人们马克思主义信念仍然是很有启迪和教益的。 信仰马列，坚贞不渝 世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不例外。虽然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志将来要做一番大事业，但她确立马列主义的信仰仍然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早年，他接受过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想。他曾跟着母亲去求拜过菩萨，经历过“六年的孔夫子生活”，相信孔孟之道；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赞尝他们的维新变法思想；还有过新村主义、实验主义的梦想；信过“温和”的革命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积极策动和参与了湖南驱逐张敬尧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但驱张的结果，虽然赶走了张敬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军阀的统治，改善一下湖南的社会环境，但却换来了另一个封建军阀谭延闿，没有从根本上深刻触动封建军阀的社会基础。这是因为驱张运动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活动，没有发动工农群众。而湖南的自治运动，因遭到谭延闿、赵恒惕的打击破坏也归于失败。这就使毛泽东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是无望的，只有另辟道路，尤其是1919年底至1920年7月，他第二次到北京和去上海， 更加广泛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苏俄的大量报刊，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积极影响和帮助下，他便对各种主义和思想作了一番深刻的比较、鉴别和判断，才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1936年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籍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第131页。） 毛泽东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他的这种崇高信仰的坚定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仅从三个方面就足以证明了。首先表现在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他总是镇定自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去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执着地为追求真理而斗争。1923年4月， 毛泽东奉党之命秘密离开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尝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1925年由于毛泽东在家乡韶山搞农民运动有声有色，使得那里的地主豪绅们惊恐万状。时任湖南省长赵恒惕“闻悉后也狂叫”有毛泽东便无我赵恒惕，有我赵恒惕便无毛泽东”。并于8月28日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 县议员郭麓宾在县长办公桌上看到了赵恒惕的密电，上写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注：《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35页。）他迅即退出县长办公室， 写信交给其侄郭士奎连夜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扮着郎中，很快坐上轿子离开韶山，途经长沙去广州投入到全国性的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到处充满了白色恐怖，国民党先是通令如获毛逆者，尝洋五千元，后是悬尝二十五万元要拿毛泽东的首级。对此，毛泽东皆一笑了之，毫不介意。另一方面表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作怪，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受到“纪律处分”。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迫害期间，用他的话说，那个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他的任务只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脑袋没有被砍掉。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和撤职处分，却更加显示和锤炼出毛泽东信仰马列主义的坚定性。一是他没有气馁，没有消极，而是积极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并充分利用这种逆境，发奋读马列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二是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自觉服从组织决定，再一方面毛泽东在理论上把信仰马列主义提高到更加自觉的水准上。他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他反复多次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尊重马列，坚信马列，但不要迷信马列，要发展马列主义，创造出自己的新理论。即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 学习马列，党内楷模 1957年毛泽东对曾志谈过：“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注：《毛泽东传》第323页。）”在异常艰苦的长征途中， 毛泽东在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完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把当时能找到的马列著作都读完了，如《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哲学笔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重要著作，有的还反复读了两三遍。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对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读书情况曾作了这样具体而生动的描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化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第67页。）”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当时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反复重新选读《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从中汲取理论力量，使解放战争沿着正确方向乘胜前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结合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实际以及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中所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多次阅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以后还研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他每次外出除了自己要带很多书外，还要借当地一部分书来看。他是一位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和吃饭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到了晚年，他以惊人毅力克服各种困难拚命读书的事迹，实在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方法是十分科学的。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很推崇他的老师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点地读，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到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具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他非常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搬用它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而是领会它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读死书和死读书，做书本的奴隶。毛泽东强调，人们读书时要独立思考，要动脑筋，不要盲从，不要迷信。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二是为了帮助记忆、思考，毛泽东读书时总是作批注。这种批注分两种，一种是文字批语，有的最长一条批语就有1200多字。另一种是各种读书符号。一般的有：△、○、——、X、V、斜线、方框、竖的波浪线、单杠线、双杠线、甚至三杠线。还有顿点和问号及叹号一类的符号。在毛泽东读过的马列著作中，很多地方圈点细密，杠划不断，圈旁有圈，杠外加杠，字上叠字。刘少奇对毛泽东学马列曾有过这样的称赞：“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这在我们全党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到的。”（注：1996年《党史文汇》第9期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