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刘少奇在这探索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在当前，比较研究他们经济思想的共同点及其产生的基础，对我们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有重大意义。 一、刘、邓认为，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国情，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力以赴发展生产力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刘少奇把我国是一个生产力很落后的农业国这一基本国情突出起来，意在唤起全党注意我国社会主义的起步还是很低的，建成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 刘少奇认为，必须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国营和集体经济为主体，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能过快过急地改变生产关系，尤其是不能过早过急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允许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存在；必须充分发挥商品交换，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适当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把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经营权和所有权适当分开，企业应有适当的自主权；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开发，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并以此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提高经济效益。 刘少奇在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全党中心工作的思想没有得到充分实践就夭折了，但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时说：“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和邓小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还根据“底子薄，人口多，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现实状况，实事求是地作出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的科学论断。关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邓小平继承了刘少奇在八大上的提法，指出：“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强调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为这是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他谆谆告诫全党，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经济政策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波浪式向前发展。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作出了科学界定，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那些长期困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 二、刘、邓认为，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学习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某些经济方式和运行机制 刘少奇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但同时又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都需要增进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往来”。1956年初，刘少奇在听取中央各经济部门汇报工作时，指示这些部门“要把全世界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全世界好的机器都要搜集，都要造出来”。1957年，他在同湖南、广东省委领导谈话时，提出要善于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经营管理方式，如试办托拉斯。他说：“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刘少奇开始考虑对外开放问题。在党的八大上，他向全党郑重宣告：“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同年12月的一届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他又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不是允许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此前，他在研究工人阶级问题的座谈会上也指出：“有百分之十的资本主义或小生产，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可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形式和运行机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刘少奇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思想。 对于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某些经济形式和运行机制，邓小平的认识不仅和刘少奇一致，而且更全面、更深刻、更系统。邓小平认为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在对外开放方面，邓小平吸纳了刘少奇利用国内外资金不会改变政权性质的观点，认为只要能换来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暂时忍受一些剥削还是值得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