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毛泽东思想是在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斗争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所获得的伟大理论成果。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实现党的理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之际，缅怀他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贡献，对于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仍有重要意义。 一 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并于20年代初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以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载体的马列著作里，毕竟主要讲的是外国如何革命的道理，对中国的事情论及的并不多。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观察中国命运的理论工具，成为开展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自登上革命舞台叱咤风云之日起，就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在经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以及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挫折之后，才逐渐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结合”问题，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政策被称为“毛泽东思想”。从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来看，对于刘少奇来说，明确这样几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毛泽东思想主要是由毛泽东创立的，但它同时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包括刘少奇的经验和认识。刘少奇在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之后，努力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从20年代后期开始，就对他所从事的工人运动、白区斗争、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进行系统总结，不断提出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理论观点，补充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内容。刘少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成果不是毛泽东思想之外的东西，而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在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岁月里，刘少奇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领导工作时遭受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和打击。正是在这时，探索到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主要代表的毛泽东，则在他亲手开辟的苏区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排挤和打击。刘少奇从白区来到苏区时，正值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服务之后，并在开展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两人的这一共同经历，不仅使他们对于王明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比别的领导人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使刘少奇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比别人有更为深切的认识和感受。 三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也是毛泽东在革命征程上的个人命运的重要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就毛泽东思想后来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而言，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因为只有首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才有可能确立以他为主要创立者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刘少奇参加了这次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拥护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四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既使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充分认识，也使刘少奇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由于刘少奇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毛泽东在事关党的抗战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的认识的高度一致，使他更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因而为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作了巨大努力。 二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辉煌灿烂的发展时期。毛泽东不仅通过对中国革命曲折历程经验教训的反思，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而且通过对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现实斗争，特别是应付错综复杂、变化万端的政治风云的经验的总结，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中国化，又使中国革命经验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化，建构起了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刘少奇在早期革命活动时，曾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委派去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由此而开始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这以后，他们两人从事的革命活动虽然不同，但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却有许多共同的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一个重要历史转变关头。面对国内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党的领导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既相一致，又存在重要分歧。当时有“左”的倾向，但主要是右的倾向。而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认识，可谓是心有灵犀，一脉相通。两人都认为，民族矛盾虽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地存在着。蒋介石虽也举起抗日旗帜，但骨子里的反共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对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党既要坚持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牢牢地抓住这一壮大自己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只有这样，才能使抗战形势向有利于我党方面转化。因此，两人在坚持全面抗战方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坚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等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刘少奇虽然没有参加洛川会议，但完全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十分孤立，刘少奇是支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路线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在延安的党中央与武汉长江局的对峙局面中，刘少奇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去华中组建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坚决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开辟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和华中、江北的根据地，与项英的东南局在皖南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不仅重建了新四军军部，而且使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淮河两岸有了很大发展。刘少奇的这些突出表现，博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也使他在党内的影响迅速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