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也不开始于“文革”，而是开始于50年代中后期；中间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 （一）简评 对于前期，即1955—1968年，应给以基本肯定。首先，它是一项多重面目的正常措施。在开始阶段主要是一项加强农业发展、解决城市就业难问题的措施；到发展阶段，尽管加入了培养接班人的内容，融进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其主要目的，是培养新中国第一代“新型农民”，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力量。其次，它基本在正常范围内发展，符合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没有强迫过多的知青到农村去。上山下乡知青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对他们的要求，帮助、支援了农业的发展，开发了边疆。农村没有因为他们而增加负担，社会也没有因为他们问题层出。知青的才智基本上得到重视，在可能范围内给了他们发挥才干的机会。 对于后期，1969—1980年，应给以否定。首先，它成为一场多重面目的不正常的运动。（1）它是一场特殊的“阶级斗争”， 是“文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反修防修”。（2 ）它是渗透着意识形态的教育运动，其目的是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知青的毒害，使知青“脱胎换骨”，成为一代新人。（3）它还是一项社会、 经济措施，目的是解放城市就业难问题。不过，其根本原因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其次，在后期，它失去的大大超过得到的。（1 ）在运动的形式下，强迫大量的整届毕业生走向农村，既没有考虑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也忽视了国家的承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伤了国家的元气。（2）其目的没有实现。知青并没有成为“反修防修”的新生力量， 相反失去了正常受教育的机会；城市就业难问题，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相反知青回城后提出的就业问题比以前更加严峻；知青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开发边疆方面，在建设农村方面则收效甚微。最后，其危害是主要的：（1）知青被改造的形象，造成知识在人们心目中的贬值； 大量的整届毕业生到农村去，不仅损害了教育事业，而且直接导致人材断层。（2）在生理、心理、思想和生活上给知青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3）加重了社会问题。其一，农民对知青只是作为政治任务接受的，开始也只是感到新奇，并非从内心里欢迎他们。其二，远离父母的许多知青，靠工分不能满足生活费用，就只好求父母帮助，以致他们的父母为经济紧张也深感不满且屡有反映。其三，知青就业问题的推迟解决和积累，不时地引起知青闹事，尤其是1978年开始的知青“回城风”，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总之，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上没什么功可言，作为“文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加以否定。 （二）两点思考 第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 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仅是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之路，而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如何才能正确地而且有效地结合呢？首先，结合的方式应多种多样。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言，要求知青长期同农民在一起工作、生活，甚至要知青做一辈子农民，是失败的结合。不管是知青的知识，还是农民的知识，只要变成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就可以达到了结合的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措施，简单地让知青在思想上、行动上向农民靠拢，以致知青放弃自己的见解和特长，放弃书本知识，这是历史的误会。其次，关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结合的当然应该是工人和农民两种社会成分，实行中却只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第二，城乡人口流动问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停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当然是因为它本身的缺陷和错误。但同时也因为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和政策的灵活为城市知青提供了广阔的就业之路。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量的人口在农村，农村潜在的劳动力是极大的，农村并不缺乏劳动力，反而是落后的经济浪费了过多的劳动力。所以，通过上山下乡，在农村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存在一定的不科学性。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认为，城市的知青不能到农村，农村人口不能到城市。根本的问题是效益问题，如果像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样的得不偿失，就应该坚决反对和防止。因此，应探索新的城市就业之路，科学地有效地处理城乡人口的流动。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把支援边疆建设与这个问题区分开来，我国边疆地区经济落后，还需要各地在人力财力上给以大力支援，知青们参加进去，也是应该的。 （摘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