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共同奋斗的结果。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它的开辟及其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其中毛泽东的巨大贡献是主要的，也是大家所公认的，而周恩来也有独特的突出的贡献。但长期以来对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的研究和宣传都很不够。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在此之际， 进一步研究和宣传周恩来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的贡献，无疑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以周恩来为首领导的南昌起义， 是全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光辉起点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都在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其中南昌起义的探索，在时间上最早，在内容上也比较全面，它对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从而在实践上成为当时全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光辉起点。 南昌起义是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后来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都起了带头和榜样的作用；南昌起义中的一批干部还成了后来一些著名的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从南昌起义开始，历经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我党才有了新型的人民军队，从而为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昌起义高举了土地革命的旗帜，开始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南昌起义不是单纯的军事暴动，其宗旨是要用武装斗争来推动土地革命，开展土地革命是暴动的主要口号。虽然当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还不能解决分配土地的问题，但在宣传和制定土地改革的方针、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打土豪、没收地主土地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各地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南昌起义还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南昌起义开始了党独立领导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尝试。起义后南下广东要建立的新的革命根据地是考虑了和广东东江的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它不仅包括了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还包括了农村。这与北伐时期那种单纯占领大城市的做法比较起来，有了新的突破和进步。后来起义军的余部在农村找到了立足点，到了海陆丰，上了井冈山，更为建立最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南昌起义失败的重要主观原因，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3页。），与湘赣农民运动相结合， 而是舍近取远南下广东。但由于它重视土地革命，重视农民运动，要建立的新根据地包括了农村，特别是它的余部最后找到了在农村的立足点，说明它已经在实践上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探索，只不过因为这种探索仅仅是开始，还不可能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 二、较早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积极推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主要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关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总方针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者之一、全党军事工作最高领导人的周恩来，也在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初通过总结北伐战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1927年下半年各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较早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主要有以下的内容： （一）指出要进行武装暴动， 首先必须把武装暴动的涵义搞正确，克服“左”和右的错误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当时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还未完全搞清楚，曾同意过瞿秋白主持制定的《中国现状与当前党的任务决议案》，但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很快就察觉到了实践中存在的为贯彻中央以武装暴动为核心的“左”倾的总策略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倾向，并在行动上有所制止和纠正。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暴动这一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如果“斗争还没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注： 《周恩来和他的事业》，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374～375页。）“本来一个暴动的决定必须在暴动区域主客观条件都有相当的具备。”这次“奉化暴动的流产”，浙江省委“应该使浙江每个同志都明了这个教训。”（注：《周恩来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377页。） 在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共青团湖北省委不顾主客观条件，轻率举行暴动的作法，说明了罗亦农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稍后又参与决定停止了原定的西湖年关暴动，并对西湖的暴动重新进行了部署。周恩来在纠正当时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左”倾盲动主义的同时，也注意批评了右的错误。对陈独秀那种不管条件如何，一律认为在当时举行武装暴动，都是“时机过早”，“以暴动取得政权”那更是幻想的右倾取消主义是坚决反对的。他曾代表中央与陈独秀谈话，进行批评、说服。周恩来对武装暴动的这些认识，在当时主要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的，还没有完全抛弃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但他强调武装暴动要讲究主客观条件，绝不能轻举妄动的正确思想，不仅对纠正当时以至后来的“左”倾盲动主义有重要指导意义，为造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且表明了周恩来早已确立的坚持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在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更加坚定和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