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非常活跃，是五四主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创办并主编《新青年》，公开打出“排孔”旗号，发表了一批反对孔教和批判儒学的文章，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1年，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把陈独秀和吴虞称作“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注：胡适：《吴虞文录序》。），对他们激进的反孔思想大加赞赏。7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检视陈氏的言论和反思这段历史，仍会有许多新的认识和体会。 一 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当时与孔教、儒学有关的问题都进行了分析和评判，内容非常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孔教的本质问题。陈独秀认为，孔教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贯穿在这个体系之中的中心思想是“别尊卑、明贵贱”。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儒家三纲之说，是我国伦理政治之大原。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五四时期，有一个尊孔派，认为孔教不应否定，因为三纲学说为宋儒伪造，非原始孔教的本义。陈独秀列举史实，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说，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书，但其学说之实质已显于言辞之中，所以他认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作为一种系统的伦理学说，孔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既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又与封建时代相始终，维系着封建帝制的存在。即他所说的“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注： 《独秀文存》，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所以，他认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消除封建余毒影响，首先必须反孔，而且必须“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对孔教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清算，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只有攻破这一学说，我国的政治、法律、社会道德等等，才能走出黑暗而步入光明。 （二）关于定孔教为国教问题。陈独秀对康有为上书总统、总理请将孔教定为国教的言论进行了有力批驳。首先，从宗教的实质来看，孔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宗教的实质，重在灵魂的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根据对宗教实质的考察，“孔教”之名都不能成立，因为“儒以道得民，以六艺为教”，儒者以孔子为中心，“其为教也，文行忠信，不论生死，不语鬼神。其称儒行于鲁君也，皆以立身行己之事，不一言近于今世之所谓宗教者”（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既然孔教之名都不能成立，强将其定为国教，岂不荒唐？其次，从宗教的功用看，宗教几近虚诞。“一切宗教，无裨治化，等诸偶像。”“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宇宙、人生的奥秘，只有通过发展科学才能得以解决，如果迷信宗教以求解脱、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终究是“欲速不达”。因此，陈独秀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论断，否定了宗教存在的基础，更不用说把孔教定为国教了。再次，从宗教信仰来看，定孔教为国教以显尊崇，实际上是否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所谓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不管信不信教、信何种宗教，任人自由选择，国家及个人不加以干预，对信教和不信教的民众要一视同仁，不加歧视。陈独秀指出，信教自由已成为近代政治的定则，任何强迫信教，不独不能行诸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因此，以专横的态度，“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国家，独尊祀孔氏”，势必引起宗教战争。（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同时也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例如，如果定孔教为国教，学校中信奉佛、道、耶、回各教的学生，不祀孔则违背校规，祀孔则毁坏其信仰，以致于无所适从。可见，定孔教为国教，蔑视他宗，独尊一孔，严重地侵害了宗教信仰自由。 （三）关于孔教与宪法问题。袁世凯将孔教之文附于天坛宪草，导致了其后是否将孔教写进宪法之争。陈独秀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并申诉了不能将孔教写进宪法的理由。其一，“宪法纯然属于法律范围，不能涉及教育问题，犹之不能涉及实业问题，非以教育实业为不重也；不能以法律规定尊重孔子之道，犹之不能以法律规定尊重何种科学，非以孔道科学为不重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故于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其二，“法律与宗教教育，义各有畔，不可相乱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盖政教分途，已成定例，宪法乃系法律性质，全国从同，万不能涉及宗教道德，使人得有出入依违之余地。”（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宪法中不能规定以何人之道为修身大本，否则就会闹“万国所无之大笑话”。不仅如此，将孔教写进宪法里，还有可能导致天下大乱。因为把孔教写进宪法里，“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权利？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其三，“宪法者，全国人民之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以法立国的最根本精神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分。而孔教以三纲为本，别尊卑、明贵贱，与民主法制国家的精神大相径庭，怎么能将其写进宪法里呢？所以他认为，“以宪法而有尊孔条文，则其余条文，无不可废；盖今之宪法，无非采用欧制，而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吾见民国宪法草案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其将何以并存之？”（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四）关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问题。陈独秀认为，孔子生在古代社会，其道德、伦理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了。在许多文章中，陈独秀列举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相符合的种种实例，并进而指出，儒教教孝教从之义的最大危害是扼杀个人的人格独立，从而影响到政治上的个人信仰自由、妇女参政、男女交往以及丧葬等方面的社会生活。因为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所以用孔教来挽救世风，维系人心，不过是扬汤止沸、南辕北辙，根本达不到目的。正因如此，陈独秀觉得有必要把孔教伦理完全排斥掉。他说，“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且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697页。）如何评价古代学术和古人思想？陈独秀提出了一个衡量标准，即“吾人讨论学术尚论古人，首当问其学说教义尚足以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非谓其于当时之社会毫无价值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8页。）。研究孔教也应坚持这个标准。 如果孔教实行于今世果然有益于社会，作为数千年之国粹，我们又怎能忍心废弃它呢？如果将其实行于今世，不徒无益反而有害，我们当悍然废弃它，不应有所顾惜。由此，陈独秀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别尊卑，明贵贱，注重阶级纲常，严重地违背了现代生活准则，所以它在现代生活中已毫无价值可言，应该彻底地摒弃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