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有77年的历史，其中每一阶段都有前沿和热点问题。诸如，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在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左”倾错误问题，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三大改造如何评价问题，反右派运动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为什么叛逃？江青为什么能得逞？胡耀邦等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等等。 从上述问题看，借用一个说法，“左”的错误可说是党的历史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党史工作者应重点研究“左”倾错误的根源、表现、后果、教训，克服“左”倾错误的经验。从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国共产党每克服一次“左”倾错误，革命事业就前进一步。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还一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要重犯过去的“左”倾错误。但是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又连续犯了20多年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粹“四人帮”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适应时代的要求，克服重重阻力，把改革开放一步步地引向深入。所谓重重阻力，主要是“左”的干扰。 “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列宁的某些理论观点，固守资本主义是垂死的日落西山的观念，看不到当代资本主义随着社会矛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在20世纪所讲的垄断的资本主义，更不是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后所说的两个世界平行市场的资本主义。过去我们总认为资本主义是盲目生产，社会主义才是计划经济，事实并不是如此。 对于如何深化党史研究的问题，我认为，第一，应该加强对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研究。前面所讲的应重点研究的问题，既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是政治路线的问题，从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能够更好地发挥党史教学、研究的社会功能。第二，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禁区。前边讲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有的现在还是禁区。我们从事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对中央既定方针、政策的注释或论证（这当然也需要），还应该不唯上、不唯书，敢于依据客观事实，讲真话、实话，有自己的见解。要鼓励开拓、创新，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新见解是百家争鸣的源泉，要克服乱扣帽子、乱加批判的积习。 张静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学科前沿是分层次的，有影响全局性的问题，也有对局部起作用的问题。对于历史学科来说，不同历史时期，又各有其不同的前沿问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人们认识的发展乃至新史料的发掘，会形成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一个学科要发展，一个研究者要对学科发展多做贡献，必须随时了解学科前沿和热点。以往党史学界很少有人关心本学科的前沿和热点，人们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跟着纪念日走。应该说这是不利于学科发展的。今天提出这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以后要不断加强。作为党史研究领导机构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应该负起责任来，要研究如何促进党史学科的发展，研究队伍的巩固和扩大，特别是应注意对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培养等问题。由于高等学校已决定不再上中国革命史课，这就使党史学科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必须引起注意。 我认为，从当前来看，影响党史学科发展全局性的前沿问题主要是：第一，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换句话说，就是要建立起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以新的认识、新的视角、新的史料，重新总结规律和经验教训，审视各个历史阶段重大历史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容，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第三，如何引进其他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多学科研究。 对党史学科前沿和热点问题，除了开会交换意见外，还需要多发表些文章，展开争论。 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热点”大概是指大家比较关注，研究比较集中，一时之间研究成果较多，或争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这类问题会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势而异，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永远热下去。像“文化大革命”问题，1985年前很热，以后就逐渐淡下来。什么是“前沿问题”呢？似乎不太好界定。我理解是指有较强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和重大历史问题。因此，“热点问题”同“前沿问题”有时可以是一致的，有时又不一定是统一的。 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这类问题似有三种：一是有关中国革命的建设思想的研究。例如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的关系，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等。二是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和新档案的披露，而引发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和再评价。如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再研究；朝鲜战争发生原因的历史真相和抗美援朝战争积极效果与消极因素的再评估等等。三是对历史经验、特别是重大失误教训的总结。因为要发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史学功能，全面的历史经验是不可少的。毛泽东曾指出，“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例如对1958年“大跃进”教训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诸多问题的探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