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即相继开展广泛的援华活动。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就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当作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本文拟从现有研究基础和可靠史实出发，就若干国际友人群体在抗战中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有关评价国际友人的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 从事新闻采访 抗日战争时来华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其一，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局部抗战阶段，斯诺就曾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报道对中国抗战。1938年1月和1939年4月，斯诺将“七七事变”前他访问延安写就的《西行漫记》和他的夫人继续往访撰成的《续西行漫记》先后交给上海进步人士（注：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84页。）译为中文出版， 增强了国内人士对中共及其抗战行动的认识。 史沫特莱1937年3月1日采访了毛泽东，后曾将此访问记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广为散发。她就抗日战争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注：珍妮斯·麦金农等《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中华书局1991年版中译本，第230 页。）；同时，她对朱德作了多次采访，成为她后来撰写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的基础。贝特兰1937年10月到达延安，专程访问了毛泽东。他很想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何看法？中共的纲领是怎样的？与国民党有何不同？国共两党能合作到何种程度？红军的战略和策略如何？他们跟其他友军又是如何合作的？毛泽东与他作了长谈。这次“谈话”后来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著名篇章（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3—386页。）。贝特兰在其《华北前线》一书中详细反映了此次访谈的经过。斯特朗来到延安前先是在山西抗日前线访问八路军的。她访问了朱德、贺龙、任弼时，自称“上了一堂游击战术的课，听到了著名战绩的故事，并了解到使一支军队始终和它为之战斗的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方法”（注：《斯特朗文集》第三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 页。）。至于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往访陕北较晚，他们于1944 年5月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至延安。在那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了他们。记者团一行还参观并访问了延安及附近地区的工厂、学校、医院、报社，随即撰成新闻电稿发行国内外。福尔曼、斯坦因并写了访问红区纪实《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被誉为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注：拉铁摩尔、纳散尼尔·佩弗对二书的评论，见《大西洋月刊》（1945.4）、《纽约时报书评》（1945.10.28）。）。爱泼斯坦的访问文集直到1995年始汇集出版，堪称“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注：爱泼斯坦《人民之战·序》，新华出版社 1991年版中译本，第2页。）。希伯是1938年春先到延安，然后转赴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的。此时适值周恩来向新四军指挥员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他出席旁听并作纪录后以《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为名在《东亚》杂志1939年6月号发表， 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其二，报道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来华记者为了掌握真实情况，采访时无不力求身临其境。一是亲往前线访问参战的指战员和群众。在台儿庄战役时，爱泼斯坦曾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和民众，并在当地访问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形容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霭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注：爱泼斯坦《人民之战》，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接着他又在汉口访问了叶挺将军，从而了解了新四军的性质及在对日作战中的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通过采访，他明确告诉人们：“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为人民而战”，“在长江沿岸建起了一个不可摧毁的抗战堡垒”（注：爱泼斯坦《人民之战》，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爱泼斯坦后来在陕北、晋绥抗日根据地访问时还接触了诸多八路军领导人和久经沙场的将领以及普通群众。唯其如此，才据以写出全面深入反映军民抗战的准确报道。二是目睹抗击日军现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外国记者长期很难有机会到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采访。 1944年9月福尔曼、爱泼斯坦等登上距汾阳仅十余里的边山顶峰，远望八路军奇袭敌人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的三天激战，并获最后胜利的战斗情景。继而又在娄烦附近距敌二、三百米处，观看我军民围困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摧毁敌碉堡的战斗场面。福尔曼深有感触地说道：“过去有人告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注：福尔曼《北行漫记》，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中译本序，第10页；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12页。）。三是记者随军战斗。希伯是踏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他既是以严谨求实的客观态度报道敌后根据地实况的优秀记者，又是在必要时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不屈战士。1941年秋，日军策划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为保卫国际友人安全，军区负责人劝他离开山东返沪，但希伯认为参加反扫荡机会难得，执意留下不走。就这样他同根据地党政机关一起行军，同时进行采访。当时希伯所在的连队，在转移途中，被日军的一个混成旅包围于沂南县崖子乡西梭一带，仓卒迎敌，希伯与7 名师级以上干部和数以百计的八路军一同战死。希伯以自己的生命与中国官兵共同谱写了誓死抗击日寇的英雄史诗。 其三，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不少记者根据自己的调查访问所得，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晋绥地区的许多村庄，1940年至1941年均被日寇付之一炬，四年后“外国记者在这地区走了几百英里见不到一个没有被烧毁的村庄”，“‘杀光，烧光，抢光’成为他们惩罚性远征的口号”；“日本的破坏是残忍的有计划的，他们每个讨伐队身上都带着图表，标明应予毁灭的村庄”；“三光政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晋西北人民惨遭屠杀，再加逃亡，男劳力减少了三分之一，耕牛头数下降了百分之六十，马骡驴等牲畜，5匹中就有4匹被屠宰或被赶走，耕地减少了百分之十六”（注：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179—180页。）；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阳，以及密集在它周围的人口众多的村庄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杀害”，“各种程度的学校都被看作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的温床，在城郊370名小学教师中，只有4名未被逮捕，差不多一半被抓走的教师都被枪毙。”（注：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179—180页。）此外记者还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当局私设集中营和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作了揭露。以对西安集中营的报道来说，有的记者通过对国民党当局事先找人扮演“角色”并捏造虚假情节的自述，以及后来跑到延安的原集中营青年对营中真实情况的揭露，说明国民党在集中营中曾对进步青年进行过极其残酷的精神迫害（注：福尔曼《北行漫记》，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中译本序，第10页；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51页。）。1941年1 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肆意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军官家属、伤病员，且严禁国内报刊透露事变真相。斯特朗根据周恩来给她介绍的事实真相，向世界各国、向反法西斯舆论提供了事变经过。在短时间里，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过来，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斯特朗报道的及时和准确。由于中共的坚定立场以及了解情况的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这次危机才未进一步扩大，为中国的抗战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