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建朗,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12 期

关 键 词:

字号:

      目前,人们对于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应变的剖析还不够深入,在论述国民政府的抵抗决心时忽视了对其避战愿望的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这样两个问题:南京政府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作出抗战决策的?其主要军事决策人的愿望是求战还是避战?

      (一)

      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是,卢沟桥事件后南京中央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在对日态度上存在着差异。前者似较为坚定,而后者则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意向。历史已经证明,第29军将领并非贪生怕死之辈。那么,原因何在呢?关键在于对日方意图的判断。华北当局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偶发事件,可以得到适当的处理。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在7月9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即称:“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态度较为乐观。(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但南京方面在华北的特派人员持不同看法。时特派华北的军政部参事严宽在7月11 日致南京的电报中较详细地报告了有关日军准备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情报,指出“观察各方面情况,似非简单即可了事,倘从容就范,则汉奸胜利,恐此间形成冀东第二”。(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82页。)两天后,严宽再电南京,重申“此间情势, 日方迭以昼和夜袭,渐转恶化,决非简单即可了事。”(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台北,1986年版,第134页。)

      对于在卢沟桥这样一个敏感地区所发生的冲突,远离现场的中央要员虽对情况尚不十分清楚,但都有一种不祥的直觉,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事件,并感到战争的阴影正在迫近。如交通部长俞飞鹏即认为,日军早就想不让中国在长辛店、卢沟桥等地驻军,现在发生的冲突,“显有预谋”。(注:《俞飞鹏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9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64页。)7月8日, 远在重庆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有关事件的报告。他在川康整军会议上通报日军进攻卢沟桥的情况时便估计,“中日大战殆已不可避免”。当场有川军将领表示,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注: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台北,1972年版,第17页。)

      最为关键的是蒋介石的想法。7月8日,华北地方当局的“特急电报”到达牯岭。蒋介石头脑中首先出现的也是事态将扩大的前景。他在急召何应钦速返南京的密电中称,“倭寇在华北扰乱,事将扩大,请兄即刻飞京。”(注:《革命文献》第106辑,第212页。)

      此时,对日本意欲何为,事态将扩大至何种程度,蒋介石一时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正如其在7月8日的日记中所写:“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蒋介石并不认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所谓“挑衅”自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他一时吃不准的只是,日本人的目标是只限于谋求控制华北,还是要挑起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实际上,即便日本人意图只限于华北,他也不能再作任何重大让步。如果日本人要扩大冲突,中国只有应战一途。“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这就是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所作的形势判断和所设想的对策。(注:古屋奎二著、 台湾《中央日报》译印:《蒋总统秘录》第11 分册,台北,1977年版,第210页。)

      蒋介石何以在事件的次日便作出日方乃有预谋的判断?这与“九·一八”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尤其是事件前后的各种迹象有密切关系。1937年5月下旬,蒋介石已从各方面获得情报, 称日军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在华北采取行动。鉴于此,蒋曾于6月分电华北各要员, 通报日方可能将有所举动的情报,要求他们积极防范。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蒋介石在9 天后的庐山谈话会上说得很清楚:“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察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溏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29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以下简称《作战经过》)第2卷,台北,1981年版,第56页。)

      基于以上判断,南京政府开始作应战准备。蒋介石要求时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速赴保定指挥。同时,命令正在庐山暑期训练团任总队长的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立即返防,率所部两师北上增援,令40军庞炳勋部和第85师高桂滋部速向石家庄集中。7月10日, 蒋介石向各行营、绥靖公署及各省市发出密电,“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65页。)自11日起,由军政部部长、 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有关军事机关长官组成的军事统帅部会议,每日举行会议,分析事态的发展,讨论决定中方的应对策略。当然,界限是明确的,所有这些措施只是为了应战,而不是求战。蒋介石曾多次在密电中强调,中国的态度是“应战而不求战”(注:《革命文献》第106辑,第124页。)。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