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挽救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民族危机，在本世纪30年代，知识界掀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 一 30年代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障碍及先决条件。罗吟圃等多数论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与障碍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它们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破产。因此，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就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注：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也有的论者提出不同看法。张素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厉行法制；（注：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褚青来认为中国实业不能现代化的原因在于自身经营管理不善，技术落后，交通不发达，产品粗劣无法与外国竞争；（注：褚青来：《中国现代化的问题》，《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 金仲华则强调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扫除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心理等方面所存在的障碍，实现人的现代化。（注：金仲华：《现代化的关键在普及教育》，《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 毫无疑问，上述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困难、障碍与先决条件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是无法搞本民族的现代化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紧密相联，没有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现代化。辛亥革命后中国未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未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国家不独立，没有自由、民主和统一，现代化刚刚萌芽，即被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所扼杀。这场讨论首先抓住了这一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封建军阀官僚买办政治，这说明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已前进了一大步，开始看到问题的症结。 （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董之学等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弊端重重，中国不能再蹈别国的覆辙，而必须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又决定它尚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改造涣散的小农经济为大农经济，同时进行工业化建设，到一定时期实行社会主义（注：董之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 月。）。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应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理由有二：一是社会主义不适合当时的中国。二是资本主义乃增加财富的必由之路。中国现在正缺乏资本（注：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 历史已经证明，前一种观点比较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资产阶级力量软弱，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同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充分暴露，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因而它只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然而又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落后，现代产业的底子薄，同时还存在着大量涣散的小农经济，故而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在此阶段，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并改造涣散的小农经济。董之学等人主张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渡，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是正确的。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如何才能保障沿着非资本主义方向前进以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必须首先成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进步阶级参加的民主政府，并在其领导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最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三）中国现代化的资金问题。论者们大多认为，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中国搞现代化应该而且必须利用外资。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农业国，“所依赖者，以自然为主，增加财富较为困难，欲使中国现代化，除了积贮国内资本外”，“其势不能不赖外人之投资。”（注：李圣五：《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 月。） 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利用外国资本与先进技术，以促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这对于不发达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利用外资与自力更生的关系，二者关系处理得恰当与否，直接关系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是：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资为辅。 （四）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方法。以吴景超为代表的重工主义派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重心应置于发展工业之上。其理由为：一、现在世界经济已发展到以工业经济为中心的阶段，中国须依工业重心的轨道才不致落伍；二、欧美等国之所以强盛，是因其工业经济发达之故；三、解决帝国主义倾销工业品给中国造成的危机，只有振兴民族工业；四、发展工业可直接促进农业的发展；五、发展农业、复兴农村而不建设工业，结果只能是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制造提供新的经济侵略机会与地盘（注：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独立评论》第125号。）。 以漆琪生为代表的重农主义派认为，现阶段着重于中国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从市场来看：中国民族工业的国外市场已基本不存在，国内市场一则因为外国商品的积极侵夺，地盘日狭，再则因为农村经济极度凋敝，农民购买力锐减，国内市场也疲软。此时，从工业入手实现现代化已不可能，其结果必将加剧城乡差别，造成农村经济破产。所以，他们强调，只有从农业着手，发展农村经济，才能奠定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工业化的实现提供可能的条件（注：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1935年5月。）。 而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农工并重派的着力点则在于发展轻工业。此派认为，重工业需要资本很多，并须有精良的专门技术，以中国的力量，实一时不易办到，所以除了国防需要的重工业必须举办外，现代化“要从轻工业先行办起。”而发展轻工业必须与农村经济及农民的购买力相结合，以促进农业的发展（注：《马寅初选集》第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