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一论断，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历史的科学总结。共和国这一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雄辩地检验和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 关于指导这一时期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共党史研究和共和国史研究的同行们已多有阐发，兹不赘述。本文仅就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改进体制的探索略陈管见，权作对这方面研究的一点补充。 一 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远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十分重视经济工作。 1933年8月12—15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 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报告的有关经济部分，后经整理改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是其首篇经济学论著。他在这一名篇中指出， 经济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强调“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1934年1月22日—2月1日，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1942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毛泽东将他撰写的书面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分发给到会人员，目的在于引起他们对经济工作的重视。报告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后经修改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 改题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在这一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指导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总方针以及他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中强调的“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思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不仅指引抗日根据地军民胜利地渡过了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后来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末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上，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从正反两面告诫全党：“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这一思想， 对于建国后的经济工作起了未雨绸缪的作用。 二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大声疾呼：“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是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把经济工作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上。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通过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并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只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还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尽管共和国的领袖们殚精竭虑地“办经济”，但是，因为新生的共和国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各级执政者又缺乏管理现代经济的经验，世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肯于支援中国，所以，新中国的经济工作就不能不参照乃至套用苏联的运作模式和经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统计等方面的工作尤其如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发现并揭露了其在经济建设中的偏颇和失误，诸如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从而造成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的长期紧张；为积累资金实行余粮征集制，强行剥夺农民劳动所得，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管理过分集中，一切权利控制在中央，束缚了地方和生产单位的能动性；等等。为了“以苏联为鉴戒”，少走或不走弯路，还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运筹帷幄的共和国领袖们，便开始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力图从实践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