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这在史学界已成定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领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但笔者认为，这一方面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应该看到，蒋的民族主义观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并且，这种局限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认识这一点，无论对于正确评价蒋本人还是正确认识民国历史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总体上看，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蒋的民族主义观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看可概括为重主权、轻民权的民族主义。 一般说来，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侵略。但这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自从《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中国是封建朝廷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统治，清政府早已名存实亡，成为“洋人的朝廷”。因此，当时的反封建革命不仅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更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并且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完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外争主权，内争民权，即反帝反封建。 按照这一标准去衡量，可以明显地发现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蒋介石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是积极、彻底的，甚至是激进的；但是在对待民权问题上则显得比较保守，呈现出明显的不彻底性。 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这一时期蒋介石在主权问题上的态度。还在少年时代，蒋介石在他的老师顾清廉的影响下，就树立了出国学军事，成才御辱，报效国家的念头。1905年，未满18岁的蒋介石东渡日本去学习军事，他想学炮兵，理由是大炮威力大，可以对付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出国的动机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是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发奋图强、战略帝俄，予我精神上最大的刺激。所以我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去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份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雪耻自强。”（注：蒋介石：《对从军学生训话》1944年1月，见《先总统蒋公全集》。） 蒋在日本没有达到学炮兵的目的，便在1906年回国到保定陆军学堂学炮兵科，这期间，他的民族情感显得很强烈，一有机会便会爆发。有一次日本军医教官上卫生课，把一块泥土放到桌子上比喻中国，说这块泥土有四亿个微生物，就象中国的四亿人口一样。蒋一听这话，就马上离开座位，急步走上讲台，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送到日本教官面前大声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亦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寸泥土中？”该日本教官一时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对。（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一册，第9页。） 1907年，蒋为学军事第二次来到日本，到日本后，寄给他表弟一张照片，并提了一首诗，诗曰：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诗中充满了急切的民族情感。（注：王俯民：《蒋介石传》，16页。） 1914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来到东北考察建立革命基地的问题，在长春铁路饭店日本军人招待会上，蒋向关东军军官们讲：“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注：蒋介石：《整军与建军》，（1945年11月），见《蒋公全集》第二册，第1784页。）蒋的话招至日本军官们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就通知蒋必须离开东北。 1923年8月末，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访苏期间，他与苏联外交官发生争执。当时，苏联想以外蒙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与孙中山大元帅府建交，以及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蒋对此反映强烈，坚决反对外蒙独立。他给苏联外交官齐契林写信说：“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如果苏联有诚意，就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互相亲爱的协作。”（注：毛思诚：《国民十五年》第二册，第63页。） 总之，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在对待国家主权的态度上是一位坚决的民族主义者。但令人遗憾的是，蒋介石在民权问题上的态度却和孙中山等革命派大有差别。他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需要强调的是，蒋介石并不是没有反满思想，相反，他在辛亥革命前后也曾英勇地参加过斗争，这里所指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是指蒋介石只是单纯地反对满清的统治机器，并没有反对专制、争取民权的政治思想。对于满清王朝，他所痛恨的只是这个王朝的卖国求安，而不是这个王朝的野蛮专制。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1.这一时期，与他随处可见的充满激情的民族言论相比较，有关民主的言论却很鲜见。在那个民主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万民齐呼民主共和的年代里，蒋介石却闭口不谈民主，这本身就表明了他对民主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13年蒋在日本创办了一个《军声》杂志，蒋在其发刊词中谈到了“保国之道”。他说：“夫太平洋沿岸为万国竞争之焦点者，独我中华土地耳。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权力；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我国此次之革命，名为对内，实为对外；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注：《军声杂志》，1912年11月1日《发刊词》。）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蒋的保国之道即革命的内含中，只有军事，或曰富国强兵，而民主则是没有地位的。这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去甚远。王俯民在他的《蒋介石传》中也说：“蒋对王阳明和曾国藩的书为最爱好，也最迷信，而对于西方民主主义的书，乃到康、梁的改良学说，均无兴趣；至于三民主义，他只不过以民族主义而待之，根本不知民权为何物。”（注：王俯民：《蒋介石传》，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