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的联俄联共、创办黄埔军校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过程中，廖仲恺是孙中山先生至关重要的支持者。对他的表现，论者此前虽有谈及，但尚嫌不足。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一 联俄联共是孙中山的重大决策。当他征求经常参与重要决策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意见时，胡汉民、汪精卫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保留意见（注：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8年11月版，第293页。），只有廖仲恺全力支持。廖仲恺成了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的重要助手。邹鲁在他1944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写道“国父联俄政策，可以说是他促成的”。 早在1918年夏，廖仲恺就参与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活动。1921年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俄国来华，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在广州会见了廖仲恺，在桂林会见了孙中山。随后，廖仲恺很支持孙中山进一步的联俄活动。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廖仲恺被陈炯明囚禁。叛军从廖仲恺的保险箱里，搜到孙中山廖仲恺关于联俄的一批密件。陈炯明为了攻击孙中山，下令将这些联俄密件刊登在香港《电信报》上，攻击孙中山“过激”“赤化”。 但廖仲恺毕竟是个坚定的革命者，1922年8月，他脱离陈炯明的牢笼到达上海后，立即参与了孙中山的进一步联俄联共活动。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廖仲恺和越飞一起从上海赴日本，共商国民党与苏俄、中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讨论了苏援助孙中山设立军官学校和从事统一中国的革命事业的经费等问题。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越飞、廖仲恺的这次会谈给予评价：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热海等地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和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廖仲恺帮助孙中山“做联俄工作，当时很多同志怀疑，但廖仲恺同志却很勇敢，很坚决地去干。”（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廖仲恺是设立黄埔军校的重要策划人。1923年2月26日，廖仲恺与越飞的会谈还未结束，廖仲恺从日本致信在上海的蒋介石，信中谈到：恺归时，拟偕兄赴粤一行，商赴欧事。（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从各种资料分析，“赴殴”就是指后来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俄这件事。下面略加分析： 1923年7月间，蒋介石曾写信给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长杨庶堪，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这时孙中山尚未确定派蒋“赴欧”。 1923年8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有一篇《蒋介石又有欧洲之行》的报道，这篇报道称赞蒋介石近来在粤的军事行动方面参与了艰苦的筹划，“且每每言中”，“近来拟分赴欧洲各国，从事主义宣传云云。”当时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以及一些具体联络事项，是不完全公开的，所以报纸把蒋介石说成是要去欧洲各国。但在第二天，孙中山就在广州写信给蒋介石，要他从宁波赴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商谈赴苏俄的问题。20多天后，即1923年9月2日，蒋介石、张太雷等四人就率孙逸仙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综合以上几件史料，可看出廖仲恺所说的“赴欧”，蒋介石所提的“赴欧”以及《广州民国日报》的“赴欧”，都是指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俄这件事。 在代表团访问苏俄期间，苏俄派来帮助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也于1923年10月抵达广州。不久，孙中山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廖仲恺可以说是国民党内的“俄派革命”中坚。因此，鲍罗廷到来后，就与廖仲恺合作得很好。 鲍罗廷到广州之际，正是陈炯明军反攻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猛烈之时，孙中山经常在广州外围紧张地指挥反击陈炯明的战斗。而建设“国民党最巩固的地盘”的工作也极为重要。廖仲恺做了大量工作。国民党总部原在上海，当孙中山决定将国民党总部迁到广州，把上海国民党总部改组为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时，也是指定廖仲恺负责这项工作的。 在廖仲恺、鲍罗廷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的努力下，广州国民党改组工作进展迅速，据廖仲恺1923年12月9日在上海中央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称：“查广州本党现分为12区，先时广告嘱党藉者须登记，共计登记3000人，嗣后开大会，到场1500人。当场已由执行委员会区分组织就绪，各区分部不久可得真正党员万人。”（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5页。）许多共产党人都参加了广州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据广东中共党组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广州12个区分部中，“同志有势力者有四区”。（注：《“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反对。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声称：国民党的“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其方略：（甲）则使吾党丛生国际之仇怨。（乙）则使吾党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乃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标语。”又说：“又党章草案，定总理一职为选举职，窃恐事实环境变迁，5年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注：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1984年版，第518-5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