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爱国之士、民主先锋”的邹韬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论家和民主战士。他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以笔作武器，同当时的黑暗现实作斗争，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本文试就其抗战期间的宪政主张作些探讨。 一 存在决定意识，任何一种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集中反映，都逃脱不了现实环境的影响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图加速灭亡中国的进程。面对民族的敌人，如何最广泛地动员民众去争取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摆在全国各族人民和各党各派面前的大问题。 面对民族的敌人，韬奋认为：只有动员全民族抗战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抗战决不是一党一派的事情。要达此目标，就得改革政治，保障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利，允许民众发表对国事的见解，并能通过宪法把这些权利用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但国民政府“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到现在……已足有三年半，在这三年半的抗战过程中，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少进步，在有些方面也有人在努力把‘意志’和‘力量’都集中到开倒车，妄图把历史巨轮拉向后转”（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163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国民党搞一党专政，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压制民间的言论自由，封锁进步的消息，非法查禁进步书刊，杀害进步人士的事件却有增无已。如果有人指出政府现行政策中的某些缺点，就往往会被人指为犯了“攻击政府”的大罪，被人指为“挑剔政府措施”；认为某些官吏的措施失当，就是攻击政府。对于图书杂志报刊的审查，国民党主管这方面的审查机关仅仅凭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取舍，往往是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民间的言论、出版等就得绝对服从，否则他们就要拿“国家至上”的大道理，板起脸孔训斥人，重者则被指斥为叛徒。例如，当时的许多机关人员，如宪兵、警察、卫戍司令部的特务、军委会的特务等，都可以随便到各书铺里去随便指认那几本书是违禁的，随便拿着就走，没有收条可付，也没有理由可讲。因此，韬奋先生愤激地说：“即使偶有微细失检之处，亦可按现有的出版法及其关于言论出版的现行法规，在出版后加以纠正，不应因噎废食，使整个出版事业增加困难。”（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183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面对这种现实，他说：“我只沉痛地感到做今日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即在遵守法令的范围内，也不定能够得到合法的保障。”（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291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因此，他极力反对这种政治，认为“这些与中山先生倡导的‘主权在全体国民’冲突。因为这些与国民党领袖在参政会所指出的‘最有力最巩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筑在民意之上’的原则冲突”（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194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2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民主政治对于抗战而言，尤其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只有用民主的方式和精神来共同推进国是，才能巩固团结；也只有发动民众力量，更新政治，才能加强民众动员；巩固团结，加强民众力量和动员，才能增加抗战力量，做到愈战愈强，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那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呢？韬奋先生指出：“我们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反对一党专政，反对新专制主义，反对挂羊头卖狗肉的有名无实或徒有形式而缺乏精神的民主政治。”（注：邹韬奋《患难蒙难记》，《经历》，第382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根据当时的形势及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政治都不是任何阶层专政的政治，而是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政治。这种政治既不同于正在溃烂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民主政治。因此，整个民族的生存靠的是全国同胞共同御侮，不是任何阶层任何党派所能单独逃避其责任与后果的。 在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韬奋先生的救国行动更是不甘人后。他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积极提倡民主政治，在推进宪政运动中提出了许多主张。他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以舆论工具为阵地，用笔作武器，报道有关抗日的事实真相，揭露抗战中存在的问题，并与其他进步人士一道，开展了艰难的宪政运动。 二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的政治倾向日趋反动，变本加厉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实行独裁统治。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韬奋先生希望用自己的笔来提高民众觉悟，来动员民众参加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其职业的关系，他的许多宪政主张都是通过杂文、评论等形式提出来的，因此涉及的范围相当宽泛，现择其大端进行论述。 1、关于言论自由 关于言论自由与抗战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在现阶段内，抗日高于一切，言论自由，亦应以抗日为范围：凡有裨于抗日的言论，尽量许其自由；凡有害于抗日的言论，绝对不许其自由……。”（注：《反映民意与抗战前途》，《韬奋文集》卷1，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这表明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对于言论也应作具体分析，即一切言论必须以符合抗日的需要为最高准则。他坚决反对危害抗日的言论，同时对国民党当局对言论出版采取的一刀切态度也提出了批评，主张通过正当的途径，求得问题的妥善处理，以利于抗日运动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