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外交与内政，内政是主导；外交受制于内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在一定条件下，外交的是与非、成与败，也能对内政起到相当大的反作用。人们稍加留意就可发现，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的冷与暖，与同期中国政局的阴与晴这两条曲线之间，有着相当的契合。显然，中美关系从敌视走向和解的进程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承认并且探究这种关系，无论是对研究中美关系及其正常化，还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或是中国政治，都是必不可少的。本文试图从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角度，总结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以求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六十年代前期的中美关系与中国政局 （一）恶劣的中美关系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6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威胁、内政干涉、外交敌视、经济封锁和和平演变的企图有增无减。特别是美国以中国为潜在敌手，介入越南战争并使之不断升级，频繁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面对美国的严重威胁，中国除了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抗击美国可能的入侵，并从物资到人力毫无保留地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外，还频繁地发表声明和社论激烈地抨击美国，号召建立世界范围的反美统一战线。建国后，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声明，表明对世界事务态度的共有6次，都集中在1963-1970年这段时间，而且都是针对美国。这场宣传攻势火力之猛烈、持续之久，远远超过了抗美援朝时期。显然，无论对中国国家安全还是对全世界人民来说，这时的美国都是“最凶恶的敌人”（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0页。）。中国的严正立场和表现，被美国视为“好战”。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称：“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注：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受中美关系的影响，60年代初中国的外部环境很恶劣。中苏国家关系破裂后，中国又被迫要与两个强敌同时对抗，这种环境对中国的大政方针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在政治上，限制了中国对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探索。中国既不能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取现代化的经验和技术，也越来越难以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帮助，不得不借用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恶劣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冷战思维，也进一步加重了对国内阶级斗争的错误判断。“左”倾思潮在封闭环境的催化下，在国内外主客观因素的交互反馈下泛滥成灾，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在经济上，被迫将经济建设的重心从实现现代化转向备战。1964年国家在研究“三五”计划时，指导思想最初是优先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适当加强国防建设。不久，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中国国防受到极大威胁。国家立即调整了指导思想，最后制定的“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大小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注：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316页。）。 在对外关系上，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发生了严重偏差，对外部的压力作出了过激反应。一方面，对爆发侵华战争和世界大战的估计越来越悲观，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另一方面，对世界革命的估计则越来越乐观，认为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日，就是世界革命发生之时。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便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本战略从和平外交变为号召世界革命，基本策略从联苏反美变为既反帝又反修，四面出击，打倒一切。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 （二）风紧云急的中国政局对中美关系的制约 美国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的同时，已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它逐步意识到，不能再长期无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7亿人口的大国的存在，开始试探缓和中美关系。在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明确告诉中方，绝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这一年，经济严重困难的中国在国际市场购买粮食。肯尼迪暗示，如果中共有意从美国购买，美国不是不可以考虑。中国予以反唇相稽。1963年11月，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如果赤色中国人表明希望同美国、同它周围的国家和平共处，那么很明显，美国会重新估计它的政策。我们并不一味坚持一项敌视赤色中国的政策。”（注：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对此中国未予理会。在中苏关系破裂和中国拥有核武器以后，美国为了牵制中国，明显松动了对华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明智。如在越南始终未敢对中国铤而走险，放松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限制，还准备邀请中国参加裁军谈判。1966年初，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举行了对华政策听证会。不久，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公开提出了“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在1966年的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又首次用“中国政府”来称呼谈判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美国摇动的橄榄枝，并没有引来中国多少回应。原因很显然，一是尚不具备改善双边关系的国际条件，二是两国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积怨甚深，双方缺乏必要的互谅互信，美国的试探只能被认为是以此为掩护发动侵华战争（注：熊志勇：《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正如尼克松所说：“20年来，我们两国隔着一条敌视和猜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注：冬梅：《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三是当时的“左”倾思潮已支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正沉迷于“用人民战争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世界革命”幻想，哪里还会理睬美国的橄榄枝。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斯诺问毛泽东，假如自己回国后美国总统约翰逊约见自己，你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吗？毛泽东干脆地回答：“没有”（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4-555页。）。此时的中国对美国没有任何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