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经历过“蜜月”时期，也有过“严冬”的历史。然而，正是在“蜜月”时期，就已经隐藏着不和谐的因素。 一、民族传统、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合作到逐步疏远的过程。即使是在友好合作的时期，也潜伏并积累着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因素。 这首先是两国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苏联的前身俄罗斯，是一个领土扩张野心很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它是主要的获利国之一。中国则深受其害，中国人民心灵上的创伤是深刻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处理好国家关系，这在当时是一个新课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还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如何正确处理民族传统的差异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作过具体的论述。长期以来，斯大林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之上，并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谁要是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对苏联权威的“大不敬”，就是民族主义。而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恰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民族传统的道路基础之上的。这就对斯大林的意志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早在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很大帮助，同时也深受斯大林干涉之苦。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取得的。”斯大林则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麦淇淋式的共产主义”，并且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 这种基于民族传统和革命道路的巨大差异，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在斯大林时期还没有表面化，到了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就逐渐暴露出来。 促使中苏两国在1949年10月以后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友好关系的，是共同的战略利益。 中苏结盟，是在共同面对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冷战战略的形势下，两国领导人进行的一次战略选择。新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和封锁，决定实行“一边倒”的方针，作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斯大林也乐于看到苏联的东方安全又多了一个辽阔的屏障，美苏之间确定的战后雅尔塔体系，在苏联不需要为此负任何责任的情况下，被中国共产党人在东方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尽管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精神准备不足，对毛泽东心有疑虑，但是仍然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既成事实，并以迎接胜利者的姿态接待了刘少奇、毛泽东的先后来访。斯大林在同中国结盟的同时，也默认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相对独立的地位，并把中长铁路和旅顺军港等归还中国。这种做法，在苏联处理它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是很特殊的。 从此，中国作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东方大国出现，并成为苏联在亚洲的主要同盟者。这种关系，通过中国抗美援朝，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中苏关系也因此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那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彼此之间的不满意，也暂时被掩盖起来。 应当说，中苏两国结盟，把共同的战略利益放在首位，而将巨大的民族差异和不信任搁置一旁，双方主要决策人的考虑，都是相当冷静而实际的。 中苏结盟，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大大地加重了苏联同西方阵营打交道的筹码，极大地增加了苏联在应付冷战对峙中的回旋余地。可以说，中苏结盟给苏联带来的战略利益，远远超过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任何一国。同时，中国也得到苏联的巨大物质援助和技术帮助，并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支持。这对中国打破西方封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加速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赫鲁晓夫执政后的一段时间。应当说，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之间消除了一些隔阂，一度变得比较平等，更加紧密了。这种关系迅速发展，在1957年达到了顶点。 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的迅速改善，得益于两国各自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在内政方面，以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为标志，两国都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开始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对外政策方面，苏联开始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希望改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同时争取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达成一定的缓和。在这两方面，赫鲁晓夫都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配合。同时，中国从朝鲜战争结束后，也开始了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努力。这样，中苏两党两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协调一致，为中苏关系的迅速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可以说，这种关系的发展是全方位的。 衰由盛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苏之间在原先隔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隔阂和不和谐，为日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争论和两国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二、和谐中的裂痕 这些新的隔阂和不和谐，主要是从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归纳起来有三大分歧，即：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 斯大林问题，起因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后来说：“批评斯大林这个事情怎么看法？我看也有两重性。揭露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使人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因为揭的办法不对，没有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这样的办法，在几个月里，引起世界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波匈事件，所以有它的错误。”因此，在他主持下，先后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分别在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是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指名地公开表明同苏共中央的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