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从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出发，开始酝酿战后中国和平建国的政治构想，认为实施这一政治构想的关键是要冲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遏制蒋介石的内战图谋。鉴于美蒋间的特殊关系，中共将美国政府的态度视为上述构想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中共进行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对美统战工作。本文仅就中共对美统战的目的、客观基础、策略思想、收效等略作探讨。 一、中共对美统战的目的 抗日战争后期，当经历了百年战端磨难的中国人民即将赢得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之时，中国又一次处在内战与和平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此时的中国政治局势中出现了一系列抑制内战、促进民主实施的重要因素。如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空前壮大和发展，完全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中国政局中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全国各阶层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强烈愿望形成了一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舆论态势；国际上各主要大国刚从二战中解脱，都反对中国出现新的战端。另一方面，上述制约因素并不能足以阻止蒋介石国民党以内战保独裁的图谋。首先，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的空前发展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这从另一方面刺激蒋介石国民党的仇视心理，并促使其下更大决心来发动消灭中共的内战。国民党虽然表面上声称对中共要继续谋求政治解决的方针，但蒋介石声称：“今天的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的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的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注：转引自程思远著《政坛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正如毛泽东在抗战后期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谈话中指出的：“共产党是比过去强大了，因此可以这么说，他们争取团结，反对内战的影响也更大了。但是只要国民党的领导还是目前这个样子，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只会使国民党更加坚决地想要消灭共产党。”（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其次，蒋介石国民党的唯心史观总是使他们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轻视或无视人民的力量。在酝酿消灭中共的内战计划过程中，蒋介石声称：“比较敌我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补给——如粮、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都控制在我们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打败我们。”（注：[日本]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第73页。）再次，以中共为代表的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一个相对意义的命题。这种壮大还未能发展到足以平抑蒋介石国民党内战企图的程度。毛泽东认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 是一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远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的危险就十分严重”（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5～1126页。）。 中共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是战还是和在主观天平上，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一个决定性筹码。蒋介石国民党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代表，长期以来，又是美援的唯一承受者。中共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决定了国民党武力消灭中共的方针在政治上和财力上不得不有赖于美国的支持。因此，缺少了美国影响这个重要因素，就无法形成战后遏制国民党内战的合力。 基于上述原因，争取美国对战后中国和平民主的支持，就成为中共这一时期对美统战的主要目的。此外，维护与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盟国的友好关系，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以壮大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反攻力量，也是中共对美统战的目的。正如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强调指出的：“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 二、中共对美统战的客观基础 抗战胜利前后的中共对美统战，虽然处在太平洋战争以来中共与美国关系的低潮时期，但从客观上看，仍具有较为有利的基础。 首先，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从自身利益考虑，对地处中国抗日战略要地的中共武装极为重视，一直试图从军事上建立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罗斯福政府最先从中国的抗日战场感受到中共力量的存在。抗战中后期，美军为轰炸敌后日军迫切需要中共军队提供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美国飞行员。为最后击败日本，美军曾拟在东北、华东沿海登陆作战，此举也需要八路军、新四军配合。 其次，太平洋战争中后期，美国政府愈益从战后美国世界战略的角度，重视中国问题中的中共因素。1941年至1945年，美国政府陆续收到了美国外交界、政界、军界一批驻华访华人员发回的一批批有关中国的报告。这些来自美国人笔下的关于中国国共力量的对比报告，以极强的反差，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且也将成为中国战后的决定性力量；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充分正视中共因素的存在。这些来自中国的信息对二战结束前后的美国最高决策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对美国政府说来，要考虑其战后的对华政策，就必须重视中国问题中的中共因素。 美国罗斯福政府正是基于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考虑，作出了与中共建立正式官方联系的决定。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在美军上校包瑞德领导下，分两批飞抵延安。这种官方联系的建立，为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直接对话打开了通道。中共与美军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944年9月9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指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为推动与美军的合作，毛泽东在1944年8、9月间指示山东八路军迅速向美军提供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地日本海军的各种情报；毛泽东还批准陈纳德率领的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在新四军五师所辖落围内设立一个无线电网。拟议中的美军在华登陆打击日本的计划也得到了中共方面的积极支持。1944年8月下旬，毛泽东要求新四军总部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之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11月初，毛泽东再次指示新四军，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要他们采取步骤以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同时，中共中央对盟军从黄海沿岸登陆的可能也作了准备。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军未能在中国沿海登陆，但中共与美国间的关系却通过这些合作而得以大大增强。据八路军总部的不完全统计，到战争结束时，中共提供给美军经过整理的情报、书面报告有120多份；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军人员共102人（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