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对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或局部战争作了战略判断，为我国制定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50-70年代，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发展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世界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制约战争的因素有所增长，世界战争有可能爆发，也可能不爆发，但爆发的可能性更大，应把战争准备的着眼点放在如何对付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入侵和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认真分析国际局势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改变了“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观点，提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只要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是可以延缓、可以避免的。同时强调指出，我们已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时期，但对战争不能掉以轻心，要始终保持警惕。 从80年代末至今，江泽民同志始终高度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多次对战争局势作出判断，总的认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是天下并不太平，形成了“大战不打，小战不断”的局面。今后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虽然新的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但诱发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国内动乱的因素仍然存在；虽然我国目前安全环境面临的军事威胁是潜在性的，但如果情况有变化，潜在的威胁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 综上可见，我党三代领导核心对战争局势的判断是不同的。他们之所以对战争局势作出了不同的判断，与主观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 （一）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的消长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多年里，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给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那时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大。 进入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主题。世界人民特别是各国政府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行动、思考对策，为寻求解决冲突与对抗、危机与贫困问题而努力，出现了和平力量增长大于战争力量增长的好势头。厌恶战争、向往和平、促进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时代潮流。以地区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为例：80年代全世界共爆发各种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26次，比60、70年代分别下降了54%和38%，且规模缩小、强度降低。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分化、改组和加速向多极化发展的新时期。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形势的主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力量正在壮大。一些地区性大国和区域性集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有利于遏制战争。但是，由于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已上升为首要因素。当然，地缘政治、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起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力量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使西方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内在矛盾激化，不稳定因素增加。据统计，1990-1995年6年中，全世界共发生各种规模的冲突达205场次，年均34场次，新发生的共有65场次，年均11场次。不论年均拥有的场次，还是年均新发生的场次，均超过两极格局时期的程度。 （二）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是世界战争的最主要的危险。他们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军备竞赛。为了争夺核优势和常规优势，双方你争我夺，使军备竞争持续发展，不断升级。美苏的军费开支约占全世界军费总数的60%。他们大力发展核武器，并维持着一支具有全球干预能力的军事力量，美苏的军备竞赛恶化了国际局势，而且有一触即发的危险，对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70年代末，特别进入80年代后，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发生转机，那就是美苏的核力量相对平衡，起到了制约核战争爆发的作用。80年代初，美有核弹头9400个，总当量40亿吨；苏联有核弹头7000个，总当量57亿吨。这些核武器占当时全世界核武器总量的90%以上，可以把地球摧毁若干次。由于两个超级大国谁都不具备先发制人并一举摧毁对方全部核力量的能力，而谁都具备了实施有效还击的能力，结果形成两国核力量都很强，但谁也没有优势，谁也不敢妄动的局面。而这期间，中国等一些国家，从打破核垄断、维护本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出发，也研制了核武器，并且确实起到了威慑和遏制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作用。 两极格局解体后，过去那种一触即发的世界大战危险消除，但是战争的根源并没有消除，特别是失去主要对手的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呈扩张之势。霸权与反霸权、强权与反强权的矛盾和斗争将长期存在，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用“文”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就必然用“武”的办法解决，以致武装冲突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