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事关成败之大局，是当时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决策之一，也是后来研究南昌起义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南昌起义军南下之后在广东潮汕失利，学术界通常归结为起义军的南下战略决策是错误的；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根据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和事实深入分析，上述两种看法都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认为：南昌起义军南下从战略大方向上讲是明智的选择，但南下不应该远至广东，而应该以闽西地区作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 1 大革命失败后，战略上敌强我弱是一种基本的态势，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存在和发展，就应该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中共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地理条件优越、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据当时的形势，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向南选择闽西作为落脚点，建立根据地，最为有利。闽西当时得天独厚，具备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观和客观条件。 首先，闽西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有比较坚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自1925年开始即在闽西地区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10月至12月，北伐军占领福建全省，乘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闽西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了。同时，闽西的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巩固组织，各县的国民党党部和政权机关汀属政治监察署，岩平宁政治监察署大多掌握在共产党和左派手中。闽西的农运、工运、学运、妇运迅速发展，广泛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半个多月，虽然闽西也发生了龙岩“四·一五”事变和上杭“五·七”事变，各县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左派遭到逮捕、杀害或通缉。他们所领导的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工会、农会组织被解散，但由于领导者的警惕性较高，作了应变准备，因而闽西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和大部分党员都能保存下来，及时转移到农村，恢复和发展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而相邻的赣东南地区，当时在这方面的情况就大不如闽西地区，南昌起义军在“广昌以北曾见农运组织，但极幼稚，曾雇少数农民为力夫，其他无所表现，至在广昌以南为赖世璜的反动军队驻防之下，无甚农运组织，且其他在蒋介石命令下实行清党，在民众中作反动宣传十分厉害，傍路居民逃避极多”（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这里群众基础差，若当时选择赣东南作起义军的落脚点，条件也不如闽西。 由于闽西远离反革命统治中心，地方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因此在1927年8月到11月，闽西的革命局势迅速恢复发展起来。上杭驻军司令蓝玉田因为未得到蒋介石的正式编制，军饷无着落，心怀不满，需要与左派合作，所以当时仍然同情革命。在上杭“五·七”事变后不久，蓝玉田回到上杭，对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凶手都进行了惩办，有的予以处死。在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团的请愿要求下，蓝玉田电令其部下龙岩驻军释放“政治犯”，8月初，在龙岩“四·一五”事变中被捕的6名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便在群众的游行欢呼声中全部安然出狱。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共产党人掌握的国民党上杭县党部恢复了办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邓子恢等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苏庆云合作，恢复了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利用国民党的合法招牌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民运动，全县三分之二的地区成立了农会，会员达10万之众，领导减租减息斗争，群众斗争热情空前高涨。后来，南昌起义军于9月5日进入长汀后，长汀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主动协助、支持起义军的活动。如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在获悉起义军有大批伤病员急待救治的情况后，主动邀请长汀医务界同仁临时组成合组医院，增设简易病房，抢救和治愈了包括著名共产党人陈赓、徐特立在内的几百名伤病员。 8月19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获悉南昌起义军向江西南部前进的消息，主动开会研究如何迎接起义军，决定派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兼中共闽南特委（当时领导闽南和闽西的党组织）书记罗明“去和起义军联系，看看起义军战略如何，如果要到农村，则请他们留一部分部队到闽西”（注：《起义军在上杭——访问罗明》，载《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48页。）。中共闽南特委还准备组织福建革命委员会，号召群众响应起义军。罗明于9月上旬赶赴上杭，与中共上杭支部领导群众欢迎起义军进入上杭。周恩来在上杭接见了罗明和闽西党组织的部分负责人。邓子恢回忆说：“听说叶挺、贺龙所率南昌起义队伍由长汀进到上杭城，由此即由苏庆云秘密赴上杭拟向叶、贺商请派兵来岩”（注：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页。）；同时，“省委派了一个同志来，指示我们在龙岩暴动，以响应叶、贺的军事行动”（注：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页。）。 闽西这种革命力量占优势的局势，当时在全国是罕见的，而且福建及闽西的中共党组织还主动要求起义军留在闽西，这非常有利于南昌起义军在此建立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