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中国学术界是影响巨大的一代宗师，虽然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纯粹的学问家几乎是不存在的，胡适也自然不能幸免。正如他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所说：“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早就放弃了。”（注：耿云志：《胡适研究论集》，47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因此，胡适在立下“不谈政治”誓言后不久，便“忍不住”加入了政论的战团。他的政治思想已成为胡适思想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影响颇深，甚至到今天还余波未尽。 胡适的政治思想与他的学术思想一样，有着传统中国文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同时，由于其思想形成与定型，主要在美国留学时期，因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其政治思想中的深深的美国情结。 美国的空间：胡适政治思想的定型 胡适的思想萌芽于上海求学时期，定型于美国留学之时。在上海时期，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新民说》。胡适与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读《天演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下，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青年人的心和血。”（注：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编：《胡适自传》，46-47页，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而梁启超的《新民说》“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出我们最缺乏而最须补采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分利，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注：胡适：《四十自述》，见曹伯言编：《胡适自传》，46-47页，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 上述两段文字，在胡适的《四十自述》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可见严复、梁启超的书，象对当时的青年一样，对胡适影响至深，上海六年，去了胡适乡气可掬的中学生模样，使在私塾的诗书中熏陶出来的他，浸染了大都市的气息，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在上海这一新思潮新风气的荟萃之地，逐步走向思想成熟。 1910年，胡适通过庚款考试，与当时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的思想的留学生们一样，负笈西行，幻想寻找救国真理，拯救中国于危亡之中。来自传统而沉闷的中国社会的胡适对大洋彼岸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浓郁的兴趣。这时的胡适首先醉心的是美国的政治生活。他自己叙述了这段经历：“余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于吾所以为近是之一派，与之同其得失喜惧。……此种阅历，可养成一种留心公益事业之习惯，今人身居一地，乃视其他之利害得失若不相关，则其人他日归国，岂尔便能热心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害得失乎？”（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二）、（三）《胡适作品集》第37集、35集、36集，144-145，133-134，199-20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 胡适潜心于政治与哲学，以致于放弃初来美国时所选定的农学专业，转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学哲学。而美国的政治氛围，一次大战前美国国内弥漫的厌战情绪，和平主义思潮，更强化了他在上海时期形成的改良主义倾向，胡适将这种思想和改良主义倾向与他早年童蒙时的“恕道”和“不争”结合在一起。 最能体现胡适这种思想的，是他在中日订立“二十一条”时所发出的一封《为爱国的理智请愿：致中国学生的公开信》，当时，中国留学生们视“二十一条”为国耻，更有人提出放弃学业，立即回国。在一片情绪化的热潮中，胡适却出奇的理智： 恐怕我们都完全失去了理智，都发了疯。……同胞们、在这危急的时刻，冲动起来是绝对无益的。任何冲动，任何堂而皇之的慷慨悲歌，任何耸人听闻的建议都从未帮助过任何一个国家…… 在我看来，此时此刻，在这远离中国的地方，我们这些学生应当采取的正确方法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职责，那就是去学习。让我们不要被报上的一派混乱喧嚣冲昏了头脑而抛弃了我们庄严的使命，让我们冷静、泰然、坚定的致力于学习，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如果祖国能度过这场危机——我相信她能，我们建设她改良她——或是必要的话，我们就应当把它从死亡中带回新生！ 同胞们，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和我们的正确选择！（注：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6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在国事危殆的时刻，胡适能如此从容论道，在当时实为罕见。他的观点在当时被斥为“不爱国的胡说八道”。但从他另外的两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观点的基础。他在1914年12月写的《论充足的国防》一文中写道： 今之欲以增兵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也，独其愚不可及也。试问二十年内中国能有足以敌日俄英法之海陆军否？必不能也。即令能矣，而日俄英法之必继长增高，无有已时，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而战祸终不可完也，世界和平终不可必也。吾故曰此非根本之计也。 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兼以国家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二）、（三）《胡适作品集》第37集、35集、36集，144-145，133-134，199-20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 他所提出的救国之策是救国于根本，而这种救国方式，决非革命式的，而是缓慢平稳的，“难者曰，此迂远之谈，不切实用也。则将应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在惟有坐视其死耳。吾诚以三年之艾为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也，则今日其求之时矣，不可缓矣。”（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二）、（三）《胡适作品集》第37集、35集、36集，144-145，133-134，199-20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纵观胡适此时的政治观，为其以后的社会改良思想打下了基础。这也是胡适政治思想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