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

作 者:
杨雯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炎黄春秋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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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文学革命,揭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在《新青年》出刊20年后,准备重印,作为当年这份刊物的主将的胡适应邀题词。他写道:“《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胡适一生看事情,以公允为准则。这个评价,当然也不含个人色彩,因为即使今天看来,胡适的这个评价,也会得到知识界的认同的。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卷首发表了陈氏《敬告青年》一文,向全国青年“谨陈六义”,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旧文化,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而此时,正是袁世凯请出孔子的幽灵,准备窃国称帝的时候。

      这时,胡适正在美国,虽然他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但此时两人并不认识。陈、胡两人通信及胡适后来为《新青年》撰稿,是他们两人的同乡、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任汪孟邹牵线搭桥的。

      这年的10月6日,汪孟邹把《青年杂志》第一号寄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并代陈独秀向他约稿。12月13日,汪又将《青年杂志》2、3号寄给胡适,并再致信说:“陈君(即陈独秀)望吾兄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来文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务求拨冗为之。……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汪原名炼)将穷于应付也。”在朋友的再三催促下,大约在1916年的夏天,胡适把翻译的俄国泰来夏浦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于2卷1号,也即改名《新青年》后的第一号上发表了。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之始。

      现今,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专家们认为,新文化运动真正形成为全国的运动的发端,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而文学革命的倡导,则首先在于提倡白话文。胡适发表的《决斗》,就是用白话文翻译的。这也是《新青年》刊登的第一篇白话文。

      当然,以此来说明胡适在那时就意识到这一点,多半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的萌芽,以及后来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确实是在这篇文章中产生了。

      从提出用白话文写作,到提倡文学革命的一系列主张,胡适大约用了三年的时间,期间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

      1915年夏天,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是文学股的委员)。之前,中国在美的“留学生监督处”里有位钟文鳌先生,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文字:“废除汉字,改用字母”,以为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对此主张,大不以为然,曾作文表示反对。胡适在文章里说,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原因不在汉文而在于教授方法。他说汉文乃是半死的文字,既然如此,不当以教活文字的方法去教授,而应当跟教外国文一样,需要翻译讲解,不能从背诵中去求其字义的了解。由此可见,胡适虽然不反对废置文言,但是他这时已经指出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而把语体文(白话)称之为活的语言了。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不料后来竟成为他在文学革命道路上的起点。

      这年秋天,就在胡适即将离开康奈尔大学时,他的一位同乡好友梅光迪(字题庄)正在绮色佳度假。梅是安徽宣城人,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已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正准备入哈佛大学去跟当时有名的文学批评家白塑德继续深造。9月17日胡适为了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作诗一首相赠。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此诗甚长,共60句,420字。其中用了11个外国人的名字,如:“天生儿牛顿”、“辅以无数爱迪生”等。这不过是互相勉励为国出力的话,没想到这首打油诗竟引起了另一位好友任鸿隽的诗兴。他把这11个外国名字的译音连缀起来,于9月19日也作了一首打油诗来戏耍“博士”(胡当时的浑名),题名《送胡生往歌伦比亚》。诗云:

      牛顿、爱迪生,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适20日离开绮色佳,坐在火车上,思来想去,总不是滋味,认为自己是很严肃的作诗,却遭到朋友的奚落,“文学革命”句是在挖苦他,于是气愤不过,又回敬了一首,并请任鸿隽转致诸友人,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文学态度,诗云: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努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胡适本来对文学革命的方向是很模糊的,但这时他想清楚了,第一次提出作诗需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这个观点提出后,他的朋友任、梅两位及其他朋友,激烈反对,于是又展开了一场笔战。胡适在争论中,不断思考,到1916年春得出一个观念: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写了一些文章阐述:在中国文学史里面曾经有过许多次文学革命,自《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流变便是一连串的革命,散文也是如此。他们这群留学生,经过几次辩论后,梅光迪也被胡适说服了,赞成他的主张,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场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胡适一生注重“尝试”。既有了革文学命的想法,就要身体力行,进行尝试。他用白话文给《新青年》所投的第一篇稿子——翻译文章《决斗》,就是这种尝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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