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托洛茨基派领袖陈独秀及其一派是不是日本汉奸，近10多年来经过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诸学界的共同努力，已经真相大白。但由于把陈独秀打成日本汉奸毕竟是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旧案”，一时之间予以彻底解决诚非易事。《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与《旧案新考》（以下简称《新考》）（注：孙其明的《探讨》和唐宝林的《新考》均引自王树棣等编的《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均是为陈独秀汉奸问题辩诬的权威性论文，本文就算是再探讨或再考罢。 上述《探讨》和《新考》代表着目前公认的看法，就是王明和康生1937年11月回到延安，遵照苏联把托洛茨基及其一派或观点相同者打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一派打成日本汉奸。如《探讨》中说：“陈独秀的‘汉奸’问题第一次公开提出，是在陈独秀出狱以后的一九三八年初。据现有资料，最早说陈独秀充当汉奸的，是我党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延安出版的第二十九、三十期《解放周刊》发表的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以下简称《铲除》）。《新考》亦作如是说：“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发生了一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是由王明和康生挑起的，他们一口咬定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对陈独秀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造成恶劣的影响。”（注：孙其明的《探讨》和唐宝林的《新考》均引自王树棣等编的《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探讨》和《新考》所依本的康生《铲除》文中陷害陈独秀为汉奸的首要“罪证”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领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注：本文引用的康生《铲除》文，系根据唐宝林《旧案新考》附录的文本。） 倘若仅此而已，那么，只须戳穿康生编造的“托匪中央”向唐有壬代表的日本侦探机关领取每月300元津贴的谣言，“陈独秀是否汉奸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然而，历史真相远较《探讨》或《新考》所析的复杂得多。 1936年10月5日，巴黎中文版《救国时报》第39期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导，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 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导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这篇报导与社论，才真正是“据现有资料，最早说陈独秀充当汉奸”的造谣第一声。 请注意1936年10月5日这一天。因为从这一天起，“托陈派”就被戴上了“日寇奸细”这顶使陈独秀含恨终身的帽子。但是这一天，陈独秀还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这一天，距“七七”事变还有9个月；距陈独秀1937年8月23日走出狱门还有——也就是说还要坐上10个月又18天大牢；这一天，距康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还有一年零三个月。看来，说“第一次公开提出”陈独秀为汉奸是在他“出狱以后”，显然是错了。 《救国时报》是中共办在海外的机关报，其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等先后任主编，印刷厂和发行部设在巴黎，由吴玉章总负责，创刊于1935年12月9日，1938年2月10日出至第152期停刊，出版高峰期印数达两万，行销43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在北平、上海、天津、西安诸大城市均有销售，并有通讯报导网点（注：参见陈旭麓等编：《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史大典》（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中《救国时报》条目。本文引用的《救国时报》所载文字系根据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影印本。）。在《救国时报》上发布“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实在是一条令世人震撼的爆炸新闻，一下子就把诬陷陈独秀是汉奸推向国际，提高到与苏联诬陷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同等地位。 人们不禁要问，1936年10月5日的报导起因何在？原来1936年7月，鲁迅先生在上海《文学丛刊》第7期和《现实文学》第1期，同时发表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由于近年来学术界对鲁迅的复信和“陈××”致鲁迅的信及其来龙去脉已梳理清楚（注：《鲁迅全集》第6卷，第586页。陈××，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1900-1942)，曾是托派临时中委委员，1942年被日寇杀害于上海。由于鲁迅在公开陈仲山信时略去其名，以至《救国时报》10月5日所载报导的作者伍平误以为是陈独秀。），就不再多费笔墨，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发表时，在文尾有一个关于署名的注：“这信由鲁迅先生口授，O.V.笔写”。O.V.是冯雪峰的笔名。冯雪峰于1936年4月25日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抵达上海，第二天就与鲁迅接上关系（注：包子衍：《雪峰年谱》第7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于是至少在左联内部及与左联有关系的文化群体中留下了此信所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托陈派的政治态度以及整肃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政治走向有一定的联系。两个月后即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经由莫斯科的《救国时报》编辑部据此写成报导配以社论公诸于世的10月5日，厘定托陈派为日本汉奸的肃托方向就昭告世间了，因为在报导中提到如下内容：“其实托派重要分子张慕陶早就公开主张联日倒蒋，托陈派小卒等在山西所组织的反共防共的花样……早就证明托陈派这一干人是在替日寇服务了。”社论更具体地捏造了一系列的托派罪名，如不仅诬陷张慕陶极力破坏冯玉祥部张北抗日，还说他“在天津向日寇告密，以致吉鸿昌烈士被囚被杀”，并说张慕陶串通“其他的反革命的托派分子屠维奇、潘家辰奔走山西，鼓动反共运动，以与日寇的‘联合反共’相呼应”（注：张慕陶(1905-1941)曾经是中共一个较重要的干部，短短一生行动非常复杂，但张不是托派，并与托派毫无瓜葛。1941年张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于陕西南郑。）。而这些，在一年后被康生编入臭名昭著的《铲除》中。由于《铲除》发表在1938年初，陈独秀当时正在汉口，处在毫无政治保障的劣势；而中共长江局又在制造陈独秀是日本汉奸谣言的更大的煞星王明控制下，陈独秀托洛茨基派是汉奸的罪名根本洗刷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