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人物。他曾被毛泽东尊之为“思想界的明星”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一代青年的引路人。就教育领域而论，陈独秀也无愧于一位木铎志士，是一位见识卓越、锐意改革的教育家。 一、木铎生涯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前，陈独秀的主要社会职业是教员。在教育领域中他堪称是一位勇于破旧立新的闯将。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具有随时代进步的革命立场，是一位以教员为公开身份的革命者。 1905年，27岁的陈独秀初涉庠序，在芜湖安徽公学任国文教员，同时与该校体操教员柏文蔚、师范班学生常恒芳共同发起组织以武力推翻清廷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岳王会”。木铎兼兵革，一身而二任，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位单纯养家糊口的教书先生。 1906年3月，陈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创“徽州公学”即徽州初级师范学堂，任该校“监学”并兼任教育、地理、东语等课程的教员。在此他开始涉及教育行政工作，还直接讲授教育学课程，这不能不使他以较多精力去研究教育工作规律，也为他日后提出教改卓见积累了经验。这年夏天，他又与章士钊、苏曼殊同在皖江中学任教。 1908年秋，陈由日本回国渡假。10月，应安徽教育总会之邀，在该会秋季大会闭幕式上讲话，主张教育改良。 1909年底，陈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同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时，他起草“革命檄文多篇”，使人张贴。 安徽光复后，陈于都督府秘书长卸任后创办安徽高等学堂，任教务主任，后因被守旧派学生排斥而辞职。 1917年1月，陈独秀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在北大约3年时间，其间他在蔡元培支持下，对北大文科进行整顿和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也遭到攻击和非议。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腐败积习深重。据张国焘回忆，当时学校“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学生中也有人“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胡闹一样”（注：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第二版，第一册，第38页。）。蔡到北大后，决心改造旧北大，特别是文科，为此特邀以主办《新青年》而享誉学界的陈独秀主持文科大政。陈到任后即请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钱玄同、章士钊等为教授，对文科进行整顿和改革。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多份《文科学长告白》，宣示整改措施。首先是严明教学纪律，完备请假手续，严格考试和升留级制度，防止混文凭现象。其次，为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对现有课程作了调整，取消所有课程一律必修的规定，允许学生自由选修旁门和其他年级功课。预科学生可选较实用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史学门增设《东洋通史》，哲学门增设《化学发达史》、《地质学方法论》等课程，借以扩大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改变知识结构。第三，加强学生外语能力和研究能力的训练。1918年9月，陈在开学典礼上指出，大学生的学习目的在“研究学理”，要“注重外国语”，废讲义和多看参考书。要求文科各门任课教员开列本门课程“至不可少”之参考书目“以备摘要购置”。 在培养学生思想品德方面也颇为用心。他身体力行，率先加入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以严格师生人格修养为宗旨的“进德会”，为甲种会员。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以北大为阵地，创办学术团体和刊物，开展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陈早已为守旧派所切齿，他们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甚至通过某些国会议员施加压力，要求北大解聘陈独秀。蔡元培迫于压力，只好废学长制，陈只任教授。陈的教育改革虽然遭到挫折，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20年初，陈独秀离开北大南下。2月，在武汉高校发表《新教育的精神》等几篇有关教育工作的讲话，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惧和不满。3月底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教育缺点》，对旧教育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的弊端予以猛烈抨击。同年底，陈应邀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提倡新思想，发展新文化。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在广州高师发表演说《新教育是什么》，表明他的认识又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他“据理力争”，顶住顽固派的压力，在广东省立一中首创男女同校、也是在全国首创中学男女同校取得成功。同年9月，陈因主持中共党务的需要，坚辞粤方教职。至此，即全身心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综上可见，陈独秀从任教安徽公学到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直接从事教学工作和教育行政工作长达十六、七年，当然其中有些间歇或兼作编辑等。在这漫长的木铎生涯中，他以卓越的胆识向旧的教育制度、观念和积习挑战，不愧为一位智勇双全之士。 二、教育要“补偏救弊，以求适应世界之生存” 陈独秀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先驱，其教育思想必然作为封建教育的对立物出现，表现了批判精神和战斗风格。 陈独秀认为，教育改革应从教育对象、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入手。而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重要：如矢之的，如舟之舵。”关于如何确定教育方针，他列举了欧美各国著名教育家的主张，认为其“共通之原理”不外“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可偏倚”。他吸取各家之长认为，“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因此，制定教育方针的原则应是“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换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应世界之生存而已。”（注：《今日之教育方针》，《独秀文存》第15页。）可见，在如何办教育的基本思路方面，陈独秀是主张学习西方近代教育的，但并不盲目地机械搬用，而是有所批判和审视。具体地说，教育方针要“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外部形势而确定。陈独秀很清楚，当时的国家政权并不能真正代表国家，国家对教育的指导，仍然是尊孔读经，读书做官那一套。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教育的基本要求应是了解人生之真相；了解国家之意义；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一句话，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具备个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与技能。
